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和优惠办法（试行）
湖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加快我省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改造的步伐，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的评审认定工作。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实行“省市共管，以市为主”的管理体制，区内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的评审认定工作，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条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领域的划定和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划定高新技术范围如下（高新技术范围的调整，由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根据国家规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情况，予以确定和公布）：
（一）电子信息技术；
（二）激光技术；
（三）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含机电一体化）；
（四）生物工程技术；
（五）新材料技术；
（六）生物医学工程；
（七）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
（八）环境保护新技术；
（九）高附加值精细化工技术；
（十）其它对传统产业改造有重大影响的新工艺、新技术。
第四条 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除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以外的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的认定审批工作。
各有关部门应结合本部门业务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配合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的认定审批工作，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二章 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的认定
第五条 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在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注册登记；
（二）从事本办法第三条范围内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业务。单纯商业经营除外。
（三）取得法人资格或营业执照，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四）具有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金、经营场所和设施。
（五）企业的负责人是熟悉本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的科技人员，并且是本企业的专职人员。
（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30％以上；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0％以上。如属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或服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以上。
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有固定的紧密联系，在技术上有可靠依托的，科技人员的比例可适当放宽。
（七）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应占本企业年销售收入的3％以上。
（八）企业的技术性收入和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的总和，应占本企业当年总产出的50％以上。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利税率高于全省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技术性收入，是指企业进行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工程设计和承包、技术出口
、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所得的收入，以及中试产品的收入。单纯的商业经营收入除外）。
（九）企业必须有章程和健全的技术、财务管理制度。
第六条 申报高新技术产品，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省制定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运用本办法第三条范围内技术开发的产品或达到国内领先或世界先进水平的应用高新技术改造的传统产品；
（二）采用的技术先进、成熟、实用，已通过省级或省级以上技术（样品、样机）鉴定，可以进入商品化生产（对国家规定的专管产品，如保健食品、医药类产品等，必须取得国家规定的有关证书）；
（三）产品投产后，能形成一定规模，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销售收入利税率在25％以上，投入产出比在1:3以上。
第七条 申报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应按有关规定报送材料。经所在地、市、州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央在鄂和省直单位经省行业主管部门）初审合格后，由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评审合格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经省科委核准后，分别
发给《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名录，每年由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向社会正式公布。
高新技术产品有效期一般为3年，有效期从核准发证之日起计算。
高新技术企业变更经营范围、迁移、转让、歇业、合并、分立、终止、撤销、除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外，还须报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备案。
第八条 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可组织或委托地、市、州科学技术委员会，对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定期进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资格，并终止其享受的的优惠政策。

第三章 税 收 优 惠
第九条 高新技术企业自被认定之日起，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70％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核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
第十条 新办的内资高新技术企业，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投产年度起，两年内免征所得税。
新办的中外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不含石油、天然气、贵重金属、稀有金属等开采项目），合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头两年免征所得税。
第十一条 中外合资经营或合作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外方把分得的利润继续向企业投资，经营期又不少于5年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可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交纳的所得税；经营期不满5年撤销该项投资的，应追缴已退的所得税款。
第十二条 内资办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所得税。超过30万元的部分，按适用税率征收所得税。

第四章 财政和信贷扶持
第十三条 省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由省财政厅、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共同管理，专项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主要工业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市）也要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款，用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第十四条 省内各专业银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技术改造及科技开发贷款实行单列，在每年的信贷计划中切块安排。专业银行切块安排后，信贷规模不足时，人民银行应予优先调剂。
第十五条 鼓励省外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直接投资，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直接或接受委托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行投资。
第十六条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吸引境外投资，争取境外政府或银行贷款。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面向社会发行债券、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实行股份制经营并发行股票。
第十七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高新技术企业可免购国家重点建设债券。
第十八条 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经营性基本建设项目，按照统一规划安排建设，优先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第十九条 高新技术企业用于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和生产的仪器、设备，经财政部门批准，可实行快速折旧，其折旧年限在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基础上缩短50％。
第二十条 企业可按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的5％提取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费用。用于集成电路、程控交换机、软件、电子计算机4种产品的技术开发费，其比例可提高到销售收入的10％。

第五章 进出口和国际合作交流
第二十一条 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行选择外贸代理机构从事进出口业务。出口供货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可申请自营进出口权，并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条 高新技术企业进出口货物，海关应优先办理各项进出口手续。
第二十三条 企业为生产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免领进口许可证，海关凭出口合同及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验收。
第二十四条 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保税仓库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海关按照进料加工的有关规定，以实际加工出口数量、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保税货物转为内销，必须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和海关许可，并照章纳税。其中属于国家实行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补办进口手续和申领进口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除国家限制出口或者另有规定的产品以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
第二十六条 高新技术企业所创外汇收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对外支付用汇的，按国家外汇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高新技术企业的商务、技术人员出国或赴港澳地区，实行一次性审批、一年内多次有效的办法。
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根据开展对外业务的实际需要，自主使用自有外汇安排业务人员出境。
经过批准，高新技术企业可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第六章 价格、劳动用工及其他优惠
第二十八条 企业开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由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定价。
企业提供的有关高新技术方面的加工、维修、技术协作等劳务，由企业自主定价。
第二十九条 高新技术企业有权自主决定用工形式和自主招用职工，有权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企业规定，解除劳动合同，辞退、开除职工。
高新技术企业可自主行使人事管理权，根据实际需要，聘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高新技术企业专业技术职务的岗位设置数量和结构比例，可适当高于一般企业。
第三十条 高新技术企业有权根据职工的劳动技能、劳动强度、劳动责任、劳动条件和实际贡献，决定工资、奖金的分配档次。企业可以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或者其他适合本企业特点的工资制度，选择适合本企业的具体分配形式。
第三十一条 对高新技术企业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留学生、专家等，有关部门应优先予以安排、支持引进。
第三十二条 鼓励党政机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的科技人员到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经单位同意，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的科技人员可到高新技术企业业余兼职服务。
第三十三条 高新技术企业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优先解决企业科技、管理人员落户问题。企业需调进科技、管理人员的，由主管部门审核报当地人事、劳动部门批准，当地公安机关凭人事、劳动部门的证明，办理入户手续。
第三十四条 高新技术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时可酌情减收有关费用。
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必备的供电、供汽、供水、排水、供热、电信、交通等基本条件，应优先安排解决。

第七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对弄虚作假申报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并享受优惠政策的，一经查出，除取消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资格外，对所获得的非法收益，由有关部门如数追回，情节严重的，对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六条 对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减免税的，由税务机关依法查处。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秉公办事，讲究办事效率，做好服务工作。对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者，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所得罚没收入缴同级财政。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有关问题，由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省有关部门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9月6日
安乐死与生命权——有关安乐死合法化的研究

作者：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法学0201班 高苑媛 艾志英

指导教师：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王卫国

摘要：安乐死已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热门话题，国内外纷纷对其合法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本文认为：安乐死可以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首先立法，从而推动对安乐死的全面立法。
本文对此种立法意见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生命权，立法。

引言：安乐死现今只在两个国家为合法，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也曾经试图对其合法化，但条件尚未成就，立法失败。在我国，关于安乐死立法的理论已屡见不鲜，但多数为“一棒子打死”的理论----全国皆力或毫不放松，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即禁止与开放之间取其中间，但未提出具体的办法。本文就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及其笔者所提倡的方法加以论述。

关于安乐死的论战已由来以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着关于争取人道死亡权利，推动安乐死合法化，开展运动。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应追溯到1995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世界上首部“安乐死法”。（但实施不到两年即被废止）。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继其之后，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北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成为全世界争论的话题。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马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安乐死之关注程度。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乐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去年，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因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勇气。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再次讨论：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安乐死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何谓“生命权哪？笔者认为，生命权即人们享受生命和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选择死亡的方式。华东政法学院殷啸虎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当他由于各种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可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一个人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应有权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方式，即安乐死，这应符合生命权的要求。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也均无妨害，可以下一个结论：在某方面说：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保护。
然而，生命权不仅仅归属于自然人个人。人是社会人，他多少与其他人（如亲人，朋友，债权人等），组织，甚至国家，有着某种联系，比如，一个债台高筑的人申请安乐死，是否经债权人同意？笔者认为。经债权人同意方可对债务人批准安乐死，因为从民法角度分析，债务人的死直接危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也就是说，安乐死不仅是个人的绝对权利，它须经过其利害关系人的同意，也包括国家和组织的同意。
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别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在我国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 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来实施安乐死，又据千龙网数据显示：对588人进行调查问卷，有453人（77.04%）赞成安乐死合法化；仅有7.82%的人反对。可见，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国内，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吁与日俱增。虽然如此，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了才能推动其合法化。
（一） 安乐死的本质是什么？
有的学者认为，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首先，它是一种死亡状态，不能与自然死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类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死亡原因；其次，它的对象只限于当今世界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再次，它虽需要人工控制，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的价值是什么？
当一个病人已无望好转，且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极端痛苦之时，勉强延长就不是生命的美好，而是求生不成，求死不成的煎熬。让精神和肉体经历惨不忍睹的折磨，不如主动结束生命，选择有“尊严”的死亡，如果医生明知绝症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熟视无睹，既是对患者本人肉体的摧残，也是对患者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14]。
安乐死合法化有其益处，这是被公认的。1988年和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A安乐死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B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C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D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和正确的分配[15]。
（三）安乐死合法化必要吗？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顺应社会要求的。二战以来，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是一种犯罪，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已不符合社会需求，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16]。
（四）安乐死合法化可行吗？
学者们通常认为，要想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须证明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17]。
（1） 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行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发生，反而促进其发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须是无法医治，别无他选的，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故意杀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2） 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18]，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19]近代哲学家休姆，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20]，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五）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施安乐死？
论证安乐死的实施条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安乐死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荷兰人的做法可以很好的借鉴，荷兰的安乐死法案制定得详尽而严格，譬如规定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条件为：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多次提出相关请求；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病必须是无法治愈的；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独立的意见；医生必须在“安乐死”实施后向当地政府报告等等。对于我国荷兰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典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现状给予适应的改变与添补，从而打造出我国首部“安乐死法（或条例）”。
（六）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吗？
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再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
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
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从目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建设状况和医疗保障水准等方面看，现在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确有些不现实，我们不妨报着积极的态度，为安乐死立法创造条件。比照近些年的“税收”试点（已收到很好效果）我们可以在我国东部一些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城市做一些“试点”工作之后，先为安乐死“打开半扇门”，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内为安乐死部分立法，确定哪些安乐死可以允许，哪些应当禁止，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给予其修订与改正，等待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缩小，再把该结果推向全国。

注释：
[1]新华网，2002-05-17
[2]《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3]
[4]检查日报：《安乐死：离合法还有多远》，夏敏
[5]《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6]《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7]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