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 全国总工会 等


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国家经贸委、中国企业家协会关于逐步实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通知

1996年5月17日，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国家经贸委、中国企业家协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总工会、经贸委（计经委）、企业家协会：
随着《劳动法》的贯彻实施，大部分地区积极稳妥地开展 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试点工作，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维护职工与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进一步统一认识，加强指导，逐步建立起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实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要以《劳动法》和《工会法》为法律依据，在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同时，本着积极稳妥、保证质量、注重实效的原则逐步实行，形成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平等协商，政府依法调控的劳动关系调整体制。
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动关系的有效机制。当前重点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进行。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要在抓好组建工会工作的同时加快推行；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其它具备条件的企业也可以积极稳妥地实行。
三、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促进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健康发展。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当逐步建立由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经贸部门和企业家协会共同组成的三方性协调机制，定期就劳动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为企业的集体协商和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创造良好环境。当前可就企业集体协商过程中存在的企业裁员、职工带薪休假等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为企业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提供参考性依据。
四、各级劳动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作的协调、指导和服务。
1．与有关方面合作，制定实施方案，完善相应的规定和办法，使企业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工作有章可循。
2．建立健全集体合同管理制度。劳动行政部门应当设立集体合同管理专门机构，健全集体合同报送、登记、审核、通知等手续。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进行审核备案，并做到准确、及时。
3．加强对集体协商双方代表的培训和指导，为协商双方提供必要的政策咨询服务和信息资料。
五、建立健全各级工会组织，为实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创造条件。
各级地方和产业工会应加快在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建立健全工会组织，为实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创造条件。在小型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可以组建行业性或区域性工会联合会，代表职工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
六、在企业工会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过程中，上级工会组织应给予指导和帮助，提供有效的服务，要加强对工会骨干及工会代表的培训。
七、各级经贸部门要认真做好企业参与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的指导工作。
1．要把建立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与企业改革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地进行。密切注意企业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主动与劳动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协商，及时解决。
2．加强对各级企业家协会的指导，帮助企业家协会完善组织，提高人员素质，充分发挥其作用。
3．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和服务，在提高企业经营者队伍素质的同时，强化经营者的资产经营责任。对签订集体合同的企业，要督促企业认真履行，维护企业和职工双方的合法权益。
八、签订集体合同的双方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过程中，双方应当平等合作、相互尊重。一方提出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要求，另一方应当给予答复。如果另一方不同意协商或出现纠纷，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按照《劳动法》“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任何一方不得有过激行为，双方均有义务维持劳动关系的稳定和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九、集体合同的条款要兼顾双方的利益，集体合同双方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劳动行政部门、上级工会组织、经贸部门和企业家协会应加强对集体合同履行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处理。
十、处理好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关系。劳动合同是职工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十一、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经贸部门和企业家协会要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支持下，密切配合，共同推动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要努力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使企业管理者、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充分认识建立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要加强培训工作，提高双方代表的素质、法律水平和进行协商的能力；要总结推广典型经验，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注重实际效果，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民事抗诉制度若干程序性问题探析

赵华宝 李新荣 孙培群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检察院 法院 山东 安丘 262100）


一、引言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在学习和引进前苏联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就是国家对诉讼进行全面的干预和监督，以追求司法的公正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的法律监督就是通过对已生效的民事裁判提起抗诉具体表现出来的。勿庸置疑，在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开展的10多年里，对于监督法律的统一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和法人行使申诉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民事抗诉制度本身内生性缺陷及其运作上的失范，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偏离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因此，对在审理民事抗诉案件中的程序性问题及时加以研究很有必要。笔者拟就民事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若干程序性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提出完善之浅见。
二、民事抗诉制度存在的程序性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中，对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抗诉和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的程序规则只作了原则性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对有些问题在处理上缺乏法律依据，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日渐显露出来，具体表现在：
（一）抗诉期间无法定时限要求，影响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为了确保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同时也为了维护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交易安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实行二审终审制，以防止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无休止地进行。如果当事人认为已生效的民事裁判有错误或有失公正，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了补救措施，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法院再审进行司法救济，但申请再审必须在民事裁判生效后二年内提出。而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民事裁判认为有民诉法第185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有权提起抗诉。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抗诉，法院就应当进入再审。于是，有的当事人将此视为一种对抗生效裁判的有效途径，只要不服终审裁判，就去设法要求抗诉，这就为抗诉权“寻租”提供了隐性市场，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在上诉期间内不上诉，或者在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转而求助于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从而曲线突破法律的时效规定，造成法院裁判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影响了法院的权威性和裁判的既判力。
（二）检察机关对抗诉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动摇了民事诉讼机制的平衡性。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标准，它不允许任何一方享有比对方更多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承担败诉的后果。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申诉对民事案件的证据应当进行调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对民事案件的申诉进而提起抗诉的案件，几乎都作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并把调查取证的证据作为对原审案件提起抗诉的证据，以此来证明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存在的错误。这势必是造成了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力量上的失衡。一方面，检察机关在抗诉中对证据进行调查，使证据对其有利的一方当事人诉讼力量增强，而另一方当事人诉讼力量相对变弱，这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在民事诉讼中，有的当事人出于各种考虑怠于履行或不履行举证责任，等法院裁判生效后再向检察机关申诉，由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并对案件提起抗诉，检察机关事实上代替该当事人在原审诉讼法后履行了举证责任，客观上使其免于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和败诉的后果，这对于在原审诉讼中积极履行了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三）民事抗诉案件审级规定的缺陷，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抗诉案件可以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至于抗诉案件的审理权限如何进行分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给出十分明确的规定，法检两家对此存在认识上的不同。法院认为，我国民诉法只规定，对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未规定应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再审。相反，民诉法第184条规定原则上由原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再审，而上级法院提审只是一种例外。检察机关则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抗诉权而引起的再审，应有别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法院系统内部监督引起的再审。按照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法院无权审理上级检察机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抗诉的法院大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原审法院在对案件进行再审过程中，尽管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基于人的本性和单位本位主义等考虑，仍然不能保证案件到公正的处理，这无疑偏离了法律规定的本意，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四）检察机关诉法地位模糊，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权威性。由于检察机关的抗诉是基于法律监督提出的，从而决定了抗诉引起的民事再审案件中，检察机关的地位既不同于审判机关，也不同于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抗诉再审案件，庭审时检察机关一般都派员出庭支持抗诉。出庭支持抗诉的检察人员除了宣读抗诉书之外，还应当从事哪些诉法行为？检察人员出庭究竟如何安排法庭的座位？对这些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各地做法也不尽相同。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检察人员出席庭审时，除宣读抗诉书外，还就庭审调查的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这不仅打破了民事诉讼法的均衡格局，而且混淆了审判权和检察机关的界限。
三、对改革、规范民事抗诉制度的思考
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民事领域中的法律监督机制，对于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有着积极的意义，其存在的上述问题和不足，既有立法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抗诉观念方面的原因，更有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原因。为了保证检察监督权与司法审判权形成良好的制约与协调机制，真正发挥民事抗诉制度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功能与作用，全面维护司法公正，有必要对过于宽泛的民事抗诉制度进行改革和规范。
（一）界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期限。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只要发现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裁判有错误或不公正之处，就有权通过抗诉方式实行法律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实行法律监督时，绝大多数是通过当事人向其申诉进行的，而依职权提起抗诉仅属特例。笔者认为，对于纯属因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理解、认识方面的原因造成裁判有误的案件，检察机关在接受当事人申请提起抗诉时，应当受到民事诉讼法关于二年时效的限制。这是因为，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虽然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抗诉的时间限制，但是，作为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申诉和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申诉，两者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其目的也是一致的，同一部法律对相同问题的规定也应当是一致的，民事诉讼法既然规定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时效是二年，那么其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也应受此规定限制，否则就会出现民诉法在相同问题上适用不一致的现象，进而造成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义了。只有当民事案件出现如下三种情况，即：1、法院裁判结果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2、案件审理严惩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判，3、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有重大枉法行为，导致案件错判的，检察机关才可以不受二年时效的限制，并可以积极提起抗诉，以体现法律监督的真正要义。
（二）明确检察机关在抗诉再审程序中的职能。根据民事诉法的特点和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原则，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所具有的民事抗诉权应当限于法律监督的职能范围，即启动再审程序，而不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调查取证、法庭审理。
首先，限定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申诉后，应当区别情况进行调查取证。第一种情况是检察机关对原审程序方面的问题和法官个人的问题可能影响民事案件公正审判的事实应该进行调查。程序公正是为了保证案件实体处理公正，法官的个人品行更是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重要因素。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1款第（三）、（四）项规定：“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检察机关应当提起抗诉。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在办理民事案件时应保证诉法程序公正合法，并不得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但当事人参加诉讼法不能左右法官在审理工作中的程序公正合法，也不能保证法官不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如果法官在程序上和自身存在这些影响公正司法的问题，当事人没办法纠正，只能向有关部门包括检察机关反映或申诉，通过检察机关查证属实后提起抗诉，寻求纠正和解决的途径，这才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办理民事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主要体现。第二种情况是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的案件证据方面的问题不应调查取证。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有权向法院、法官了解案件情况和查阅卷宗，但不宜行使调查取证权，更不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检察机关混同于一般当事人，影响检察机关的威信和形象。
其次，取消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制度。为充分保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的落实，应将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的职能限定为启动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启动后，检察机关的工作即告结束，不再派员出庭支持抗诉。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书也不再由检察人员宣读而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其作用：人民法院立案后应当向原审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送达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书，并告知被申诉一方当事人针对抗诉理由提出书面答辩意见，答辩意见同时送达申诉一方当事人。被申诉一方当事人针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中涉及原审证据方面提起质疑的，可以向法院提供说明或补充性证据。这样既可以有效地避免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带来的尴尬局面，又从程序上确保了当事人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进行抗辩的权利的实现。
（三）明确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级别。目前，绝大多数民事抗诉案件交由原审法院再审的做法，无疑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受到置疑，但是，如果所有民商事抗诉案件都集中于上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将面临难以承受任务之重，也不利于“将矛盾消化在基层”精神的实现。而将抗诉案件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做法，同样也不利于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任何人都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为了有效地改变这一状况，应当明确抗诉民事案件以指令下级法院审理为原则，以上级法院提审为补充，再审的法院应为原审法院以外的法院，对此应该由最高法院以解释形式作出一个规定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