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赠阅报刊上发表诽谤他人文章构成名誉侵权


原告苏关玉系纳溪区教委教研室教师，被告姜昌义系泸天化小学教师。2001年3月7日，纳溪区教委教研室举行第七届小学语文、数学教师片区竞赛，参加城区片区竞赛的学校有泸天化小学、西研院小学、火炬厂小学、河东小学、逸夫小学。原、被告均担任数学教师优质课片区竞赛的评委。语、数优质课比赛结果为泸天化小学语文优质课参赛教师入围进入决赛，其数学优质课参赛教师以一分之差获第三名而落选。比赛结束后，被告姜昌义向其学校校长万明强汇报比赛情况，并告诉是因为从逸夫小学调到教研室工作的那个评委对本校数学参赛教师压低打分才导致其落选。万校长听后当天下午即向纳溪区教委反映情况，区教委石正明副主任调查此事后给万校长作出答复，参赛评委打分是比较客观公正的。2001年3月28日，被告姜昌义在泸天化报世间万象栏发表一篇《遭遇“黑哨”》的文章。文中主要内容为“前不久，我们也曾遭遇“黑哨”。作为优质课比赛的评委，我带领我校一名青年教师参加城区优质课比赛，参加比赛的五名教师中，将有两名优胜者参加区决赛，该青年教师经过精心准备，比赛时沉着冷静，发挥较好，深得听课教师的一致好评。参加决赛应是十拿九稳的事，但最后的结果令人眼镜大跌，该青年教师竟以一分之差被排除在决赛之外。究其原因，原来是一评委在执法时掺杂私人情感，将一节教学平平的课打出了最高分，竟比公认的最好的一节课还高出几分，而以近十分的差距将我校青年教师的课压到了最低分，尽管大多数评委不失公允，但我校青年教师还是以一分之差与决赛失之交臂。想不到足球场上的“黑哨”竟在这样的为人师表者的竞赛中存在，叹息之余，我们是否要以仿而效之，对这种“黑哨”要么暂停执法，要么“解甲归田”，还竞争以公平，愿执法者秉公执法，愿我们不再遭遇“黑哨”，该文发表后，在纳溪区教委引起了反响。2001年4月12日，由纳溪区教委石正明副主任主持，原、被告及教研室领导和工作人员参加座谈解决此事。原、被告在座谈会上发生了争吵，协调解决未果。泸天化报属内部赠阅报刊，虽在本系统范围内发行，但已流向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原告遂以被告侵害自己名誉权为由，起诉被告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害费1000元。被告指出以“遭遇黑哨”系杂文，是针对教育竞技场上不公平现象有感而发，没有特定的对象，没有侵害原告名誉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上述事实后认为，被告所写的《遭遇“黑哨”》一文，虽没有指名道姓，但文中所写的赛事与2001年3月7日的纳溪城区优质课比赛情况基本吻合，被告在通过校领导反映原告打分不公之事的程序是正确的。但被告在教委领导回复以后，仍感心中不满，因而发表了该文，教委领导及教研室教师、部分参赛学校教师看到该文，都知道文中“一评委”指的是原告，因而被告在文中以“黑哨”这个众所周知特指词语，对原告名誉权实施侵害使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被告行为构成名誉侵权要件，应依法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其行为虽构成名誉侵权，但泸天化报属内部赠阅刊物，在本系统内发行，影响的范围不广，损害后果不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的，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故原告主张精神抚慰费1000元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姜昌义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书面向原告苏关玉赔礼道歉，并将道歉的书面材料交人民法院审。 二、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抚慰费1000元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告姜昌义承担。
[评析]
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保护和维护的人格权，本案关键就是如何鉴定被告的行为的性质，是判断是否构成名誉侵权的核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梳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1款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权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1、行为人行为违法，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应当有特定的侵害对象，与正当新闻舆论监督区别，而特定的对象，包括一是指名道姓，这种情况容易鉴定。另一种就是虽没有指名道姓，但侵权人的表述是以使人认定为某某，如特指一次生活经历、一次活动、工作环境、某个小组织，本案被告虽在文中没有指明是被告，但被告是在向其校领导指出是“从逸夫小学调入教研室工作的哪个评委压低打分”，只有原告从逸夫小学调入教研室工作的，且经校领导向教委反映，教委调查答复所有评委包括原告打分是比较客观以后，不满而发表该文，且文中所述的赛事，与2001年3月7日纳溪区优质课比赛吻合，凡参加竞赛的评委、教师、教委领导均是以认定文中所指吹“黑哨”是指原告。
侵害名誉权行为应当具有违法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对公民或法人进行侮辱、诽谤，使其名誉受到损害行为，就具有违法性。诽谤包括一切有损于他人名誉的事实,如诬蔑他人品德不良、素质能力不高，诽谤的范围，无需较大范围的散布，以第三人知悉为最低限度，本案中被告行为就是以“黑哨”这众所周知特指“虚假”行为抵毁原告的品德不良，且使教委、其他评委、参赛老师，包括被告校领导知晓。2、侵害的事实，侵害事实是否构成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造成受害人名誉受到损害为标准，就是行为是否为第三人知悉，第三人知悉，即作用于公众的心理因而必须产生降低受害人社会评价的后果，通过侵害事实被第三人知悉的证明，推定名誉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3、名誉侵权的因果。即侵害名誉权的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名誉侵权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违法行为一般不是直接作用于侵害客体，而是出现损害事实，经过社会的或心理作用达到受害人名誉利益和精神痛苦的结果。4、名誉侵权行为人主观过错，过错包括故意、过失，本案中被告在通过正常程序向教委反映后，当教委调查回复，评选是公正情况下，仍以“遭遇黑哨”为题发表文章，是因不满而发表，显然具有主观故意。本案对照名誉侵权构成要件，本案被告的行为已经具备这些要件，构成侵害名誉权。
由于刊发文章的泸天化报系内部赠阅刊物，只在本系统内发行，侵害名誉权危害范围不广，损害后果不大，按照最高法院《解释》的规定，不予精神赔偿，故一审法院作出上述判决是恰当、正确的。

刘 宾 兰平

　　【摘要】我国审检并列的体制架构和诉讼及诉讼监督并举的制度设置,构成了与西方审判中心一元司法模式相区别的审检二元司法格局。在这一前提下,以法律监督为本质特征的检察权。其司法功能价值的实现路径为:完善司法程序功能,增强民行检察监督效果;完善司法主导功能,增强保障行政权益的有效性;完善司法监督功能,防止司法不公及腐败等问题,积极推进民行检察工作顺利开展,以适应新形势的现实需要。准确地理解“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的内涵,对于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对于完善诉讼程序,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民行检察制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保障。[1]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中检察监督制度存在事后监督、流于形式、效果不佳等诸多问题,笔者拟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上, 就民行诉讼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制定出的相应对策做一深入的探讨,以其抛砖引玉,使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更贴近检察实践,更加符合检察监督的现实需要。

　　
　　一、存在的问题

　　目前民行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范围狭窄, 仅限于事后监督。案件来源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民行检察工作开展的好坏,从而使检察机关难以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当前基层检察院案源少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一是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导致无法调阅同级法院的卷宗以发现案源;二是国家权力机关或其他机关转办的案件接触的渠道少;三是宣传力度不够;四是现行法律制约基层民行检察部门案件来源尤为突出。

　　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权限范围问题在理论界存在争议, 主要有三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 检察机关的监督仅限于对法院判决生效后的监督, 其根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所规定的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的正确与否, 通过抗诉实行监督。有的人认为, 检查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 不仅限于对判决生效后的监督, 还应包括对民事审判过程的各项活动的监督, 其根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 条所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还有的学者认为,从我国宪法体制设定的检察监督权的地位和《民事诉讼法》总则中对检察监督权所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 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这种监督应包括对民事诉讼的提起、审理、宣判以及判决的执行等整个民事诉讼过程的监督。实践中, 不少法院的审判人员往往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的规定,以检察院没有法律依据为由, 将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进行抗诉之外的监督拒之门外, 导致检查机关的监督权仅限于“事后”监督。但是, 这种监督只能是一种补救措施, 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现象可能产生于诉讼的任何环节, 事后监督不利于防患于未然。

　　2、监督方法过于单一, 导致监督效果不佳。民行检察立法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途径与方法简单、抽象;基层检察院民行侦查权难以运作;检察人员业务能力不能完全适应检察工作监督的需要。我们知道,上述问题的解决主要还在于立法层面,但是立法的改变与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当前有效地解决基层民行检察工作中的诸多问题的捷径还是要推行民行检察一体化机制。本人从事民行检察工作多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积累了一定基层工作经验,既有曲折,也有波动。其体会之一是:民行检察工作一直面临着立法、司法解释等方面的诸多困扰,又面临一些理论质疑和部门阻力。然而,这些工作既有它的法律依据、也有它的生命力。如何总结经验,应对挑战,创新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有待完善。

　　笔者认为:(1)当今监督理念日趋现代化。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原有民行检察监督机制存在诸多与现实发生的新情况不相适应,在监督过程中亦缺乏刚性。因此,人民群众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和民事行政裁判活动中的司法不公问题反映强烈,有的甚至引发长期上访,成为影响一些地方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因素。依笔者之见,民行检察监督工作应增加一项调查环节,积极开展民行检察监督调查工作,以便于及时查清审判、执法过程中有无违法、不公行为,并依法采取相应的监督方法和措施,纠正违法,维护正确裁判,是落实中央系列重大决策精神,顺应群众呼声,维护司法公正,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的有效方法,是强化法律监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2)监督理念日趋全面化。社会变革时期,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出现不少监督“盲区”,进一步完善检察监督制度势在必行。亦是消除监督盲区、拓展监督领域,推动民行检察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需要。按照传统的民行检察监督方法,一方面由于立法滞后,难以操作;法院往往不支持,有的甚至设置重重障碍,错案的隐蔽性大,对我们发现错案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另一方面,民行审判和执行活动监督的空白点、薄弱环节还很多。例如:改革过程中非诉讼案件大量上升,集团诉讼标的大,庭下交易多,很难进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范围;如乱用先于执行、违法执行第三人财产、案外财产,随意追加变更执行等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土地、房产拍卖中的问题;有关律师与法官长期勾结乱法的问题等等。这一切无从监督,无法监督。这些监督中的“空白点”和“盲区”,与中央的要求,人民群众的呼声不相符合。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赋予检察院监督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其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监督内容。民行检察工作要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探索新情况,适应新形势,采取多种措施,消除监督“盲区”,拓展监督领域;构建民行检察监督机制,把上述种种应当监督而又成为空白和盲区的情形纳入检察监督视野,既是人民群众的期盼,更是探索拓展民行检察监督新领域,寻找新的工作“增长点”,促进民行检察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有效措施的现实需要。(3)监督客体日趋程序化,亦是创新监督方法、建立长效机制,增强监督效果的现实需要。构建民行检察监督机制,显然在传统的监督方式上增加了“调查”内容。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要转变传统的以“审查为主”的监督方式为审查、调查、侦查、建议四位一体的多元监督模式,实现四种手段相互衔接、相为补充,是合理配置民行检察监督权,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的内在要求。只有在这种四位一体的监督模式下,加强调查工作力度,即可变传统的被动、静态监督为主动监督,及时发现民事、行政审判和裁判执行这些动态过程中的违法与不公问题,采取传统的一切方法的同时,可以调查为切入口,及时发现违法、不公现象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实现调查与职务犯罪初查、侦查工作的衔接,促进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还可以通过查清审判、执行人员有无违法、不公事实,消除当事人对司法工作的怀疑,增强司法工作的社会公信力,发现和澄清错告、诬告行为,维护审判机关和审判、执行人员的声誉,有利于增强民行检察监督的效果。(4)监督领域全程化,亦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提高队伍素质,增强监督能力的现实需要。开展民行检察监督调查工作,实现“四位一体”新模式,是新形势、新任务对民行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有效途径。那么就必须提高事民行检察干警队伍的素质。必须具有高素质的民行检察队伍,才能完成好监督调查任务,同时,队伍的素质提高了,民行检察监督能力也就提高了,监督的效力、效果也就不同。按照“四位一体”的多元监督模式,就是通过多途径,不断通过适应法律、审查案件、抗诉说理、调解纠纷和监督纠正的能力。但是,首要的是如何通过调查能力,切切实实过好调查关,这是提高民行检察干警综合素质、增强法律监督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强监督能力的现实需要。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之规定, 民事检察监督只限于对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提起抗诉, 但法律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民事案件应当在多长期限内做出再审与否的决定以及具体程序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 检察机关抗诉后, 法院对之可以任意拖延, 即使法院决定对案件进行再审, 在具体程序中, 检察机关有时也完全听凭法院安排。

　　3、监督权不具体、不明确, 导致监督流于形式。民事检察监督权最有利的表现形式是民事抗诉权, 如何行使抗诉权在微观上缺乏细化, 从而很难实现民事检察监督的目的。在实践中, 一些法院对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消极拖延、长期不开庭审理、拒绝检察院查阅案卷, 更有甚者竟驳回检察院的抗诉。

　　二、相应的对策

　　1、完善监督立法。考察当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立法上的疏漏也是造成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很难落到实处的直接原因, 因此, 不仅有必要建立系统的、多元化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 而且也有必要在微观上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权进行系统化、明确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数量激增,如何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成为当前司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基层人民检察院,有着最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土壤,是各种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地,人民的祈求很强烈,这就要求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切实做好领导工作。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也要求各兄弟院之间加强协作,互通信息,团结合作,在整体上优化民行检察干警人力资源,以弥补上述不足。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在立法上得以解决。

　　(1)建立民行检察监督调查机制。大力开展调查工作,消除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疑虑,切实取信于民。开展民行检察监督调查工作,是对民行检察工作的不断完善和补充,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在充分的理性思考、分析论证和实践探索基础上,根据民行检察工作的现状和迫切需要,也是对科学配置民行检察权,建立民行检察监督长效机制的一种积极探索。其目的和意义在于: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增强法律监督实效,维护司法公正。

　　(2)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内的起诉权。鉴于民事纠纷的私权性和当事人处分原则, 原则上不允许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但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大量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纠纷, 其典型形态是环境污染案件、消费者权益案件、国有资产流失案件、雇工案件等。此类案件因种种原因无人或不敢提起诉讼, 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 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 客观上要求作为国家根本利益代表者的检察机关, 有必要通过行使国家起诉权, 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内的起诉权, 不仅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而且也符合世界立法潮流, 在美国, 检察官是政府的代表, 代表政府行使诉讼权利, 对涉及政府利益的案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 提起诉讼, 参加诉讼, 出席法庭, 保护政府和公众的利益。1976 年《法兰西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第421 条规定: “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起诉, 或者作为联合当事人参加诉讼。检察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案件中, 代表其他人。”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已是国际通例。

　　(3) 赋予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利。我国现行的检察监督制度, 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力度远远不够, 应当加强。事后监督排除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诉讼过程中参与诉讼的可能性, 这种封闭式的系统, 使法院的审判行为在很大范围失去制约。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要多角度、全方位的实施监督。从我国宪法和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中可以看出,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是立法的本意, 只是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有关抗诉权的规定有失合理, 可以在以后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加以明确和完善。

　　(4) 完善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抗诉权。要发挥检察机关抗诉监督的作用, 就必需在立法上对检察机关抗诉权加以细化。

　　首先, 应该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抗诉权。由于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享有民事抗诉权, 并未明确规定与抗诉权相关的具体权力, 因而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实现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目的。为此,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享有调卷权、否决权、摘录权、复制权、出席庭审权、侦查权、调查取证权、列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会议权等。

　　其次, 应明确检察机关的抗诉时间, 为解决现行立法所规定的抗诉无期限造成的弊端, 根据既判力原则, 法院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起止时间。这样既有利于裁判权威、程序稳定和诉讼效力, 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

　　再次, 应明确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 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的民事诉讼限定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范围内, 因此, 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正确称谓, 应该是“民事公诉人”, 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中, 具有国家法律监督者和国家公益代表人的性质而成为国家的代表, 代表国家行使诉权, 享有国家的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2、转变执法理念。观念问题是造成当前中国民事检察监督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 我国检察监督受“重打击、轻监督”以及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导致了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中的地位、职能、功能无法明确的混乱现象。为此, 必须转变观念, 从根本上加强对民事检察监督重要性的认识。只有这样, 民事检察监督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司法公正的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体系,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功能、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精髓和灵魂,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由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构成。它的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文明执法。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力。

　　3、建立交流机制。在我国检察机关中, 绝大多数检察人员终生从事检察工作, 并且终生在某一检察机关任职, 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由于工作性质的单一性和差异性,互相对对方的工作不理解, 甚至存在异样的看法,形成了工作中不配合等问题。因此, 可设想建立检察官和法官定期或不定期的职务轮换机制, 使得双方都能了解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性质和职能, 从而有利于增强相互之间的亲和力, 减少因职业差异而引起的不必要的困惑。

　　作者单位: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