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530号

　　根据《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部制定了《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考核大纲》，现予公布施行。

　　　　　　　　　　　　　　　　　　　　　　　　　　　　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考核大纲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农作物种子检验员（以下简称种子检验员）具备应有的知识和技能，确保检测数据准确、客观，根据《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考核大纲。

　　第二条 农业部委托农业部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负责组织命题、建立和管理考核题库、制作考试试卷、编写考核大纲学习读本等工作。

　　考核题库实行专人专机管理，严格保密，及时更新。

　　第三条 农业部委托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种子检验员专业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评、定期审查的具体工作，以及种子生产、经营企业种子质量检验人员的考核工作。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前款规定的工作。

　　负责前二款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考核机构。

　　第四条 考核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坚持标准、严密组织、严格管理，确保工作质量。

　　第二章 专业知识考试

　　第五条 专业知识考试范围包括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主要测试申请种子检验员资格的人员（以下简称应试者）从事种子质量检验工作的基本素质，特别是运用有关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

　　第六条 基础知识考试内容包括：

　　（一）有关法律法规知识

　　种子法律法规框架，种子法确立的主要制度。

　　种子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质量责任和义务，种子质量监督，有关种子质量的法律责任。

　　种子标签含义，标注基本原则，标注项目，标注内容规范要求，制作要求，违反标签标注规定的法律责任。

　　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含义，基本原则，组织管理和工作纪律，实施程序（包括抽查计划和方案的确定、扦样、检验和结果报送），结果后处理，种子企业在监督抽查中的权利和义务。

　　种子质量检验在质量纠纷和贸易出证等方面的应用，种子质量仲裁检验、委托检验的受理范围、检验要求和检验程序。

　　种子检验员资格考核的适用范围，组织管理，考核内容、考核方式和考核程序，监督管理。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职责权限，检验机构资质考核，检验机构能力验证，出具虚假检验证明的法律责任。

　　标准的分级和性质，标准体系，标准的表述与理解，种用标准，假劣种子的认定，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法律责任。

　　法定计量单位，量值传递（量值溯源），商品贸易种子计量要求。

　　与种子质量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标准，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与国际种子检验规程、种子检验室认可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种子认证方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与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检测指南，国际种子贸易联盟（ISF）与国际种子贸易争端解决规则。

　　（二）职业道德知识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职业道德教育的形式和途径，职业道德检查和奖惩。

　　（三）种子基础知识

　　种子的涵义，种子的植物学分类，种子形态构造，种子化学成分，种子休眠，种子寿命与劣变，种子萌发，种子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加工、包装和贮藏的技术要求。

　　（四）种子质量管理与控制知识

　　质量管理体系的基本知识和要求，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与审核，质量检验的含义、分类和作用，质量检验计划的内容和编制，质量检验工作的组织实施。

　　种子质量构成，种子物理质量与遗传质量的概念和区分，种子物理质量的特点、监控模式和实施方式，种子遗传质量的特点、监控模式和实施方式。

　　第七条 扦样员专业技术知识考试内容包括：

　　扦样目的，样品定义，扦样原则，种子扦样员职责，种子批的封口与标志、划分与异质性测定，扦样器的构造和使用方法，扦取送验样品程序，扦样单内容与填写，分样器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分取试样程序，样品保存与管理。

　　第八条 室内检验员专业技术知识考试内容包括：

　　种子检验的内容和程序，检验方法确认的内涵和主要途径，检测工作的质量控制，容许差距的使用，原始记录和种子检验报告的格式、内容、数据修约和填写要求。

　　净度分析目的，净度含义，净种子定义，净度分析程序，结果计算与表示；其他植物种子数目测定目的，测定程序，结果计算与表示。

　　种子水分含义和特性，仪器设备，测定程序，结果计算与表示；种子重量含义，仪器设备，重量测定程序，结果计算与表示。

　　发芽率、生活力和活力含义与区别；发芽试验目的与原则，仪器设备，发芽条件与发芽床，休眠破除处理和发芽程序，幼苗构造、正常幼苗与不正常幼苗鉴定标准，结果计算与表示；种子生活力测定目的，仪器设备，测定程序，有生活力与无生活力种子的鉴定标准，结果计算与表示；种子活力测定目的，适用范围，仪器设备，主要测定方法及其程序，结果计算与表示。

　　品种真实性与品种纯度鉴定目的，真实性和纯度的含义，检测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其评价；电泳检测技术、分子检测技术；转基因种子检测技术流程和主要检测方法。

　　种子健康测定目的，种子健康测定的主要方法，主要种传病原菌的特定检测方法。

　　第九条 田间检验员专业技术知识考试内容包括：

　　种子生产的方法和程序，种子田生产质量要求（田间标准），品种特征特性；田间检验目的和原则，检验时期与检验项目，田间检验方法，田间检验报告。

　　小区种植鉴定目的，分类及其作用，品种描述与标准样品，小区设计和管理，鉴定方法，品种纯度标准与容许差距，结果计算与表示。

　　第十条 考试试题类型分为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题。客观性试题包括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主观性试题包括简答题（包括计算题、辨析题）、论述题。

　　第十一条 考试试题从考核题库中统一提取，试卷按照下列结构随机生成：

　　（一）内容比例：基础知识约占30%，专业技术知识约占70%；

　　（二）题型比例：客观性试题约占60%，主观性试题约占40%；

　　（三）难易比例：较难试题约占10%，中等难度试题约占30%，较容易试题约占60%。

　　第十二条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限为180分钟。

　　同时报考两个、三个类别资格的应试者，分别参加相应类别的专业知识考试。

　　第三章 操作技能考评

　　第十三条 操作技能考评在专业知识考试合格的基础上进行，主要测试应试者在种子检验操作和检验结果鉴定等方面的能力。

　　第十四条 扦样员操作技能考评内容包括：

　　（一）种子批的划分与扦样频率的确定；

　　（二）送验样品扦取与扦样器的使用；

　　（三）送验样品分取与分样器的使用；

　　（四）样品处置（包括标志和封缄）；

　　（五）扦样单填写。

　　每位扦样员考评三项，其中第（二）和（三）项属必考项目。

　　第十五条 室内检验员操作技能考评内容包括：

　　（一）检验仪器设备调试、校准、操作；

　　（二）分样操作；

　　（三）净度分析操作；

　　（四）发芽试验操作；

　　（五）水分测定操作；

　　（六）品种纯度室内鉴定操作；

　　（七）原始记录的填写、数据修约；

　　（八）检验结果（含幼苗鉴定、电泳胶片）的评定；

　　（九）其他测定操作。

　　每位室内检验员考评四项，其中第（七）和（八）项属必考项目。

　　第十六条 田间检验员操作技能考评内容包括：：

　　(一) 种子生产田的检验频率确定；

　　(二)小区鉴定方案的设计；

　　(三)品种真实性鉴定；

　　(四)异作物和杂株的识别；

　　(五)检验结果的填写。

　　每位田间检验员考评三项，其中第（一）和（四）项属必考项目。

　　第十七条 考评以现场操作、比对试验、现场鉴定为主，必要时可以采用影像资料识别等方式。

　　第十八条 考评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考评不通过：

　　（一）扦样员不会使用扦样器和分样器的或者操作不正确的；

　　（二）室内检验员不能正确鉴别正常幼苗与不正常幼苗的；

　　（三）田间检验员不能正确识别杂株的。

　　第十九条 考核机构依据第十四条至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具体的考评内容、考评方式、评分标准和考评时限。

　　考核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对可能影响考评结果公正性的，可以要求有关人员回避。

　　考评采用专家现场独立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余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为应试者的最后得分。

　　第二十条 考评小组进行操作技能考评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对应试者进行身份确认；

　　（二）向应试者宣读考评规则和操作技能考评题目以及指导语；

　　（三）应试者进行现场操作；

　　（四）考评小组跟踪现场，除观察和检查外，适用时可以采用提问和聆听等方式；

　　（五）考评专家填写考评表，并签字确认；

　　（六）统计评分结果。

　　第二十一条　考评专家应当对应试者进行全面、客观、公正评定，对考评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

　　考评专家在考评过程中不得有提示、暗示等有损公正性的行为。

　　第四章　定期审查

　　第二十二条　定期审查内容包括持证种子检验员应当掌握的国家有关种子质量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种子检验新知识和新方法，以及从事种子检验工作量、工作表现等。

　　持证检验员在两年内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40小时；扦样员、田间检验员从事种子检验技术工作量累计不得少于100小时，室内检验员不得少于600小时。

　　第二十三条　定期审查采用书面审查形式。考核机构对持证种子检验员提供的下列材料进行审查：

　　（一）受聘检验机构所出具两年内持证检验员的检验工作量、表彰奖励和处罚情况的证明；

　　（二）接受继续教育的证书或证明文件；

　　（三）两年内从事种子检验工作的总结。

　　第二十四条　考核机构依据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对持证检验员提出定期审查的初审结论，及时报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按规定在种子检验员证上记录审查结论。

　　审查未通过的种子检验员可以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再次审查，再次审查申请只能提起一次。

　　第五章　考核纪律

　　第二十五条　考核机构应当制定考务规则，严格考场纪律，遵守保密制度，确保考核工作的严肃性、公正性。

　　考核机构应当在考试结束后将试卷收回，并建立答卷、考评表档案保管制度，答卷和考评表保存至考核后一年。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印发、出版和刊登历次考试考评试题。

　　第二十六条　考核机构工作人员和考评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取消其监考或者考务工作的资格，由所在工作单位给予处分：

　　（一）泄露或者暗示考试考评内容的；

　　（二）包庇、纵容或者协助应试者作弊的；

　　（三）偷换、涂改试卷、答卷和应试者成绩的；

　　（四）其他违纪行为的。

　　第二十七条　应试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经警告仍不改正的，其考试或者考评成绩无效：

　　（一）以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手势、或者使用手机等方式传接信息的；

　　（二）在考场内吸烟、喧哗，或者有其他扰乱考场秩序行为影响他人考试的；

　　（三）其他违反考场纪律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应试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其考试或者考评成绩无效：

　　（一）由他人冒名代替或者互以对方身份参加考试或者考评的；

　　（二）夹带、偷看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或者利用具有文字存储功能的电子产品、通讯工具等规定以外的其他物品、手段作答的；

　　（三）相互交换试卷、答卷（含答题纸、草稿纸等）的，或者抄袭、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的；

　　（四）有串通作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行为的；

　　（五）其他作弊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考核大纲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道”之忧——SARS下行政强制诸措施的展开

汤治


[内容提要]
在抗击SARS进程中，与我们关系紧密的行政强制行为已是行政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简要分析了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之后从这一状态下行政强制的程序瑕疵和边缘性问题出发，针对德国学者在行政强制学说中提出的“中道”理论表示现实的忧虑，并根据行政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对解决“中道”理论与现实差距提出了自己不成熟的一些观点（如紧急状态下行政强制行为一些准则及法律救济的补充途径）。
[关 键 词] 行政强制 必要性 程序瑕疵 中道 救济

一 当自由失去时

在刚刚结束的SARS疫情爆发严重时，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关采取了若干强制性措施来应对这场突发性公共危机。来自北京市防控非典督查办公室的统计，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发布隔离公告时间，截至6月21日10时，18个区县累计隔离医学观察人数为30173人，其中集中隔离12131人，分散隔离18042人。累计解除隔离观察人数30048人，当日处于隔离观察人数125人。⑴ 留验观察、隔离治疗等抗SARS措施的频频采用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自由范围问题（当然也涉及到企业自由问题，本文不做论述）。
可以看到“紧急状态”这一用语在这一事件中被学术界乃至传媒界大量反复引用。何谓“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上的描述也不尽一致，但大致上的内容是近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欧洲人权法院对“公共紧急状态”（Public Emergency）的解释，即“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危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紧急状态有以下几个特征：必须是现实的或者是肯定要发生的；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阻止了国家政权机关正常行使权力；影响了人们的依法活动；必须采取特殊的对抗措施才能恢复秩序等。根据引起紧急状态的原因不同一般可以把紧急状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灾害引起的紧急状态；一类是由社会动乱引起的紧急状态。⑵ SARS的爆发显然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情况。那么上述种种行政强制行为就应该是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行为。
基于上文对“紧急状态”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定为在SARS疫情下的若干行政行为是行政强制制度中的即时强制。即时强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遇有重大灾害或事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国家、社会、集体或者公民利益的紧急状态下，依照法定职权直接采取的强制措施。⑶ 依即时强制的标的，留验观看、隔离治疗等强制措施属于对身人的强制，如《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的规定⑷ 。在本次事件中，各级行政主体基本上采取的都是一个断然的行动，使得行政相对人认识到的就是限制或影响自身权益的诸多手段或措施，出现了很多抵制和阻碍的情况（从隔离区逃走、违反出行规定和办假证明）。这是我们不得不思索，抗SARS措施与人身自由之间的关系。人身自由属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⑸ 。《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即如需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施加限制，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⑹ 因此有必要对这些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进行思考。

二 行政强制合法性、正当性的若干思考
就抗SARS而言，行政机关可以直接适用的是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因此，检测抗SARS措施的合法性，首先应该考察这些措施与《传染病防治法》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实施抗SARS措施的前提——法定传染病和疫区的宣布基于上述法律保留的要求，检测SARS疫情发生之后相关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备合法性就必须从该法中寻找基本的答案。⑺
有些学者对诸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表示质疑认为：运用这些措施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时，都必须存在一个前提要件：实施第24条措施的前提要件是相应的传染病必须属于法定传染病（事实要件）；实施第26条措施的前提要件是针对已经被宣布为疫区的地区（地域要件）。
但是，考察至今为止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今为止采取的措施，可以说，都缺乏上述两项前提要件，换而言之，各项措施在合法性要件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瑕疵。
显然可以看出上述对抗SARS措施合法性分析是以实定法为根据进行的。而目前SARS疫情中的很多情况则显然并非是可从既存的实定法中寻找到有效的对应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既存的实定法并不是能够全然预测到各种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正是实定法的局限性。SARS突如其来的发生，寻找其病原体的艰难过程以及至今尚未研究和生产出能有效治疗的药物等事实说明SARS本身与《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所列举的35种法定传染病不同，法律体系并未预设其发生之后可采取的有效措施。总而言之，至今支撑抗SARS措施的，尤其是其中涉及人身自由的措施的，并不是适用于平常状态的实定法体系，而是在紧急状态下的其他因素。因此，分析和评论抗SARS措施与人身自由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仅仅以既存的实定法为唯一依据。
那么这些强制措施是否超越了“必要性”的范围呢？观察目前使抗SARS措施发生效力的各种因素，“必要性”的认识是关键——如果不采取现行的抗SARS措施则难以预防或遏制SARS的疫情发展。处于紧急状态的当前，是人们对采取抗SARS措施“必要性”的认识为这些措施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使其有效的作用得以维持。以下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明抗SARS措施具有正当性。对照《传染病防治法》，目前以具有限制人身自由内容的第24条措施或第26条措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抗SARS措施在合法性方面均存在相当的瑕疵，但另一方面，事实上维系这些措施有效运作的则是基于“必要性”产生的正当性。“必要性”是应解决非常状态下问题之需要产生的。当“必要性”并不是构成某项措施形式方面的合法性要件时，其直接反映出的是社会对法律，对公共权力的实质要求。当前人们期待的是各级政府能够实质性地解决由SARS造成的公共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危机，真正承担公共卫生职责。因此“必要性”支撑的正当性也只有在这类非常状态之下，即当实定法无法或者难以提供有效的法律资源实质性地满足社会需要时才具有真正的法律意义。 ⑻
紧急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无论采取哪种措施，不能总在事实上的“必要性”中寻求和维系效力。SARS给人们的启发是应尽快建立能够在平常状态中充分预测和对应诸如公共健康和安全危机等问题的法律制度，从而使“必要性”成为采取法定措施的一项前提要件，而不是仅仅是事实上的，孤立于实定法体系之外的“赤裸裸”的客观存在。总之如何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在合法性中去整合“必要性”和正当性是目前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⑼
其实，我们讨论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行为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基于公共危机处理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制衡的考虑。有些学者这样描述：“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权利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公共利益是公民个人权利的集合，但它又不等同于公民的个人权利；公民的个人权利应溶于公共利益之中，但又有其个体性和独享性。”在突发的公共危机面前，在应对这样的公共危机过程中，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公共危机的公共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保护的优先性和公民个人权利的从属性。第二，公共危机的突发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保护的紧迫性和公民部分期待（预期）的权利实现的困难性。第三，公共危机的严重性，决定了公共利益的强化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弱化。第四，公共危机处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保护的手段多样性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多方受限性。第五，公共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决定了公共利益特殊保护的必要性和公民个人权利受限的必然性。第六，公共危机的暂时性，决定了公共利益特殊保护的暂时性和公民个人权利受限的暂时性。⑽ 总之，在法律制度中有效地处理“必要性”，将正当性转化为合法性，使合法性中蕴含正当性是今后法律制度建设的应有走向。当然，在具体的制度层面如何构建本人限于水平，还无法展开。重复上文提过的观点——如何平衡满足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性”与法治国家对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人权的保障要求之间的制衡关系，寻找出二者之间的“中道”是这方面法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下节将着重论述，此处不赘述）。

三 “中道”之忧——行政强制的程序瑕疵及边缘

　 堪称“国考”的高考在不平常中刚刚走过，高考期间的SARS预防、检查、卫生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但其中一项规定却多多少少令人有点不理解，那就是被医院确诊为非典疑似病人的考生与确诊患了非典的考生一样，不得参加高考。⑾ 这种规定的公平性实在令人怀疑（实际可行性暂且不论）。事实上，抗SARS过程中的实习医生有功，考研未过线也可顺利升读研究生；人民大学更公开表示，对一线抗非人员的子女采取优先录取政策……对医护人员可以慷慨付出爱心，乃至惠及他们的子女，为什么不能对染病的非典疑似考生本人多一点关怀呢？非典疑似考生在高考关键时刻病倒并被隔离已属不幸，不许他们参加高考，岂不是打击更大？此外，为能够参加考试，疑似病例的考生会不会瞒报、不报自己的病情，那样岂不是对抗击SARS更加不利？ 这是行政强制的边缘问题，社会反应非常不一致，值得我们反思和讨论。
对控制SARS措施的法律程序问题事实上也值得讨论。控制SARS属于传染病防治范畴，应当依法进行。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于1989年9月1日开始实施，是控制“非典”的基本法律依据。卫生部是控制“非典”工作的主管部门，已以部门规章形式下发了一系列通知，为保护人民身体健康，避免大众心理恐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卫生部在具体实施控制“非典”工作中，在法律程序问题上存在瑕疵。
2003年4月8日，卫生部发布《关于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的通知》（卫疾控发[2003]84号），《通知》第三条规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有较强的传染性，其控制措施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一）款执行。”这就是控制SARS的强制治疗、强制隔离措施的法律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一）项 内容为，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发现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控制措施）“对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部门协助治疗单位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而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和霍乱，不包括“非典”；同时，“非典”病人亦非艾滋病病人或肺炭疽病人。换言之，《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一）款不能直接适用于控制“非典”工作。因此，卫生部的《通知》属于与上位法（《传染病防治法》）相抵触的下位法，其法律效力存在严重问题。法律授权本身也是有程序限制的，《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得很明确，国务院增加甲类传染病病种的，需要公布。相当于立法机关对最高行政机关的立法授权，依法理，此种授权不能再行委托，否则国家职责最后必然由政府承担，而且国务院据此行使权力，其法定要件是公布。具体而言是依照《立法法》规定在国务院公报上发布。《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第五款为立法授权当无疑问，因为它明确了国务院在特定条件下修改或曰补充法律的权力。另外，隔离治疗、强制隔离治疗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依据《立法法》第八条第5项，只能制定法律。因此即使“将其看作是国务院依法所享有的行政职权”，授权卫生部行使也违背了立法法原则。
隔离治疗、强制隔离治疗目的的确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但它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严重限制，理应有严格的程序限制。否则，今天是水灾，明日有地震，宪政何从谈起？因此，目前行政力量介入（甚至公安机关），对“非典”病人及“疑似”人员的强制治疗、强制隔离尚无法律依据。在“非典”蔓延的特殊时期，采用特殊手段控制传染病本无可厚非，但这只是一个事实问题，与依法行政问题不属同一层面。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才是社会最大的福祉。
那么控制SARS措施的法律程序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卫生部上报国务院，由国务院发布公告，增加“非典”为甲类传染病。或者，卫生部另行发布公告，增加“非典”为乙类传染病，援用《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二）项——对除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以外的乙类、丙类传染病病人，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来组织实施控制“非典”工作。因为“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并未有立法限制，所以卫生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参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采取控制措施。这样解决法律程序问题（上报或者另行公告）并未增加国家的人力、物力开支以及时间耗费，故这种程序应该予以采纳。
曾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首席法官的Ernst Benda在他的理性、妥协的“中道”（Mittelweg）理论中支出在上述两者的紧张关系中，一方面，如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对人权的保障，则当发生紧急状态事件时，能实际有效处理事态的规定会丧失功能；反之，如制作紧急体制已完全满足现实的要求，则会是法治国家和民主的保障陷入绝地，因此，为了建立有效且无害的制度，使上述（极端对立的）两条道路之间不形成冲突，就需要讲实际有效性和防止滥用权力中两种观点至于同样的地位加以考虑。⑿ 我认为，这次事件及其所延伸的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强制行为中存在着过多“过火”现象，如何把握中道，如何做到行政行为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完美统一，如何最大限度地在保障社会集体（公共）利益的同时，最小程度地侵犯公民的私权利？如何做到始终保证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平等？“中道”之忧由此展开。和同学做了比较充分的商讨和论证，觉得给予行政强制以原则上的指导（虽不能治本）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行政公权力的滥用。紧急状态下行政强制行为应遵循下属基本准则：
1.法定原则。行政强制必须有法律依据，且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实施。⒀ “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民意机关发挥作用。” 随着非典疫情的扩散，人大作为民意机关，应当充分发挥作用，这既有助于确认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也是体现人大权威性与实现法治原则的要求。首先，人大应当通过授权立法确认政府强制体检与隔离的权力。在疫情迅速扩散时，采取隔离与强制体检等措施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显属必要。但是，同样是隔离，是否经过立法机关授权，其正当性截然不同。目前，政府的限制性措施基本上完全出自行政自由裁量，“红头文件”满天飞，立法机关几乎置身事外。这些“红头文件”中，有些固然是出于健康与安全的考虑，有些则令人怀疑是借“非典”而滥用职权。这些既无益于人民身体健康，还危及其他基本权利，更会遭致国内外的普遍质疑。⒁ 在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和对财产权进行征用时，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律根据。⒂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所规定的隔离仅仅针对患者，而且是“医疗隔离”，而防治非典所采取的措施则包括对“接触者”隔离、疫情居民区的“生活隔离”，以及其他场所的强制体检等。为了明确对上述自由与权利进行限制的合法性，有必要通过正式授权，确认隔离与检查的正当范围，防止有关部门滥用权力。
2.公平、公开原则。这体现在行政强制程序方面的规定。信息及时和公开，充分说明强制措施的法理依据和客观必要性，就有利于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迅速建立紧急状态下的法律秩序。
3.权衡裁量原则。在行使行政强制之前，行政机关应对必要性和利弊作出衡量，是行政机关作出要不要行使行政强制措施，作出此种或彼种措施的决定（这在隔离措施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4.适当比例原则。在应急状态下采用这一原则的时侯，合理的度和衡量标准也要符合紧急状态时期的形势和客观条件，而不能简单地根据正常状态下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可采用绝对等量的公式为标准，必须允许一定的公差度，以避免出现因为担心超过必要的界限而放弃应当履行的职责，从而造成更大危害后果的现象。⒃ 必须兼顾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不得超过合理的必要的限度，采取必要的方式，最小程度地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坚决抵制借紧急状态之名恣意行使行政权的现象。
5.适时执行原则。突发事件的性质和可能带来的紧迫后果要求政府部门在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时必须要考虑形势的急迫性和应对措施的及时性。紧急状态下对于政府的决策和适用法律的力度都有特殊的要求。
6.救济原则。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强制措施容易给公民、法人（主要是企业）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必须有法律途径予以救济。因此应当作出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行政强制而受到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可以依法提出赔偿要求。⒄ 这一原则涉及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问题，本文下节将补充论述。

四 补论（权利救济）

“有权利必有救济。”本文所论述的诸强制行为必然需要适用法律救济。SARS下的一系列强制措施，包括预防性的、控制性的和治疗性的等等，特别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种常用措施，如“隔离”。这些措施有的是纯医疗技术性的，但大多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行为，无疑带有法律属性。虽然绝大多数人对这种强制措施是配合的，但是也出现了许多违背、阻碍的现象。此时是否可以适用法律救济及适用什么法律救济呢？一般观点认为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早已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两法都明文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有权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但对于非常时期中的行政紧急强制措施的法律救济，与对于一般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救济应该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程序上）。其实紧急状态下的强制措施的可诉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不是从静态的角度和一般意义上讲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可诉，而是从理论上和实务的、动态的角度分析，满足了什么条件的行政强制措施，可以达到法院受理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行政诉讼法》明确将行政强制措施纳入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并不表明任何形态的行政强制措施都具有可诉性。某一具体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具有可诉性，还取决于该行政强制措施是否达到了其自身的独立性和成熟性，取决于它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关系。⒅
行政强制措施的独立性和成熟性，是指行政强制措施作为一个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已经成立，而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关系则是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行政强制措施的采取是否影响或可能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⒆ 从一般意义上讲，具有独立性和成熟性，并影响或可能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就具有可诉性。具体讲，需要区别不同形态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分别加以分析。就行政即时强制措施而言，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实实在在的处置相对人权益的断然行动，实施终了的行政即时强制措施具有独立性、完整性和成熟性，显然也同行政相对人有利害关系，因此它具有可诉性。⒇ 行政机关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以后，或因不存在违法行为，或因虽有违法行为，但不够实施行政处罚或其他行政处理的条件，因而没有必要、也不再实施后续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随着需要强制的情形消失而解除行政强制措施，恢复相对人被限制的权利。但该行政强制措施确实曾经存在过了，也确实给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了影响，甚至造成了损害。这时的行政强制措施无法依附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而存在，也没有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可依附，而是一个直接影响相对人权益的独立、完整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也是独立和直接的，因而这种行政强制措施达到了法院受理的成熟性，当然具有可诉性，我认为本文所讨论的抗击SARS过程中的诸强制措施符合可诉性的实质要件，具有可诉性。除此之外，有些救济手段也值得采用：
（一）申请复议撤销强制措施。行政相对人有申辩和申请复议的机会，这是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本人觉得鉴于考虑行政管理的效率和司法的经济原则故应对申请复议的时间作适当限制。）
（二）合理的行政强制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各级）受理行政机关（各级）申请执行的其具体行政强制行为。法院应出于紧急状态考虑迅速组成行政审判庭对这一具体行为进行合法性的审查，并就是否予以批准做出裁定。（21） （本人不成熟的观点认为法院应考虑如下事项：①是否缺乏事实根据；②是否违法；③是否有严重违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违宪行为；④是否必要。）
（三）金钱补救措施。行政相对人可以基于民事侵权和赔偿的通则对个人进行起诉要求金钱上的救济对政府进行起诉要求补救的最常见的理由是要求因违反法定义务或渎职的赔偿。（22）
行政强制是一个范围较宽广的概括性、包容性概念。这次SARS疫情，对于所有以法律为业的人都值得反思。它让我们看到了现存法律体系应对紧急状态的手足无措，看到了各不同法律性文件在相互衔接上的不严谨，更看到了法律对于社会生活调控作用的局限性。在此紧急情况SARS过后但是，在此过程中，同样存在很多借依法行政之名而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而且其行为多少带有某种运动的痕迹，而且遗留了很多的法律问题同样慎重对待和处理，事实上此次事件已成为法律职业者推动新一轮法制建设的契机。（23） 让我们这些法律人所欣喜的是，法律从以往的紧急状态中的不作为逐渐变得有所作为，尽管这个转变的程度仍然是有限的，但是毕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