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资办关于《南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政办发〔2004〕108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国资办拟定的《南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管理办法》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四年八月六日



南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管理办法



（市国资办 2004年7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市属国有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改制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的管理，规范不良资产申报、核销、移交、处置等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完整，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印发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的通知》（国资评价〔2003〕72号）和《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资办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宁政办发〔2004〕29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不良资产，是指改制单位在财产清查过程中清查出的难以取得法定依据、由中介机构职业判断和客观评判后认定实质已形成损失、并经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决议批准核销后作账销案存处理的资产。具体包括：

（一）难以回收的应收款项；

（二）难以再获得经济利益的长期投资；

（三）长期积压、质次、损坏的存货；

（四）报废、损坏、待报废的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

（五）其他。

第三条 改制单位在财产清查过程中清查出的事实确凿、证据充分的已丧失使用价值或转让价值的资产，依据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和清产核资政策规定认定为损失，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决议批准后予以核销。

第二章 不良资产申报与核销

第四条 不良资产的申报与核销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改制单位应按照《关于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开展财产清查工作的通知》（宁国资办〔2004〕8号）的规定，开展财产清查，做到全面彻底、归属清晰、账实相符、不重不漏。在财产清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内部独立核算单位、分散在别处或异地的分公司、办事处、门市部、经销点、子公司、参股公司等单位的清查，以及对租入、租出、共用、有偿和无偿使用等资产的清查。

（二）改制单位应在严格把关、层层落实责任的基础上进行清理，对清查出的不良资产逐项逐笔说明核销原因，由相关业务经办人员、鉴定人员及技术负责人、相应的班组、车间、财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纪委负责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

（三）改制单位清查出的不良资产应经中介机构审计，由中介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就是否建议核销及核销数额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供审定的不良资产汇总表及明细表。

（四）改制单位应对不良资产审定的结果及相关资料进行公示，接受职工的查询，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改制单位应对公示情况（包括时间、地点、内容、方式、职工意见等）做出书面说明。改制单位的董事会或领导班子根据中介机构审计意见和公示情况，对不良资产核销形成决议，上报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

（五）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对改制单位上报的不良资产进行审核，对准予核销的不良资产应形成集体决议，出席会议的董事会的董事或领导班子成员应分别签署意见，并承担相应责任。

（六）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应将批准核销不良资产的集体决议、不良资产专项审计报告、经集体决议批准核销的不良资产的汇总表、分类汇总表和明细表、有关公示情况等材料装订成册，作为评估报告的附件，一并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市国资监管机构”）备查。

第五条 难以回收的应收款项的核销，应采取逐笔清理、逐笔核销的方法进行，不得按照总额比例法直接核销。

第六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及改制单位对不良资产负有监管责任。

第七条 改制单位根据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准予核销不良资产的集体决议，对不良资产作账销案存处理，单独设账，并作为会计账簿中其他辅助性账簿进行核算管理。

第三章 不良资产移交

第八条 授权经营公司应当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承担不良资产处置职责，或者将已核销的不良资产整体移交到市国资监管机构指定的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进行处置管理。

主管部门应当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承担所属单位改制中的不良资产处置职责。主管部门所属单位改制结束后，经市国资监管机构批准，可以将已核销的不良资产整体移交到市国资监管机构指定的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进行处置管理。

第九条 改制单位已核销的不良资产必须全部移交，移交单位与接收单位应签订移交协议，明确不良资产产权归属。但改制单位对移交的不良资产仍负有配合追索、提供资料等义务。

根据不良资产处置需要，在明确不良资产产权归属的前提下，交接双方可以签订委托代管协议或者在移交协议中签订委托代管条款，债权性资产可暂不变更债权主体。

第十条 移交的不良资产项目、数量、金额应与集体决议核销的内容一致。改制单位不得擅自处置已核销的不良资产，因特殊原因在移交前已处置的，应说明原因，并在移交时将处置收入一并移交，不得截留。

第十一条 接收单位接收不良资产时，应依据移交协议的标的，对实物性资产，进行现场勘查、盘点、记录、标识等清理工作；对债权，应及时发函通知债务人；对股权，按有关股权变更的规定执行。同时，设置会计账簿，建立会计核算体系，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第四章 不良资产处置

第十二条 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应结合实际情况，根据本办法制定不良资产的处置管理办法，并报市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对同类或单项单笔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应制订处置方案，选择处置方式，执行集体决策制度。

第十三条 不良资产处置原则上应采用拍卖、竞投等公开竞价方式；确需采用协议转让、回购等其他处置方式的，由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

第十四条 实物性资产的协议处置价一般不得低于该实物性资产的评估价或重估价。经技术鉴定后，对已无利用价值或无残值的实物性资产，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后，作销账处理。

第十五条 债权的处置可采用信函催讨、电话催讨、上门催讨、诉讼等方式。对已取得确凿证据催讨无望的债权，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后，作销账处理。对于无法全部收回但按一定折让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可以收回的债权，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后，按折让后金额将债权处置变现，并对该债权作销账处理。

第十六条 股权的处置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其协议处置价一般不得低于该股权享有被投资单位账面净资产的份额或该股权的评估价。

第五章 不良资产处置收入与费用

第十七条 处置收入是指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变现的收入，包括实物处置收入、债权回收收入、股权及其他权益处置收入等。

处置费用是指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差旅费、诉讼费、中介费以及经批准的其他费用。

第十八条 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发生的处置收入与处置费用，必须配比。处置收入必须专户存储。处置费用报市国资监管机构批准后，可采取收支挂钩、据实列支、总额包干等方式，从处置收入专户中拨付。

第十九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应将处置收益纳入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产权转让收入，实行统一管理，主要用于职工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


第六章 会计报表与档案管理

第二十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应按季编制已处置不良资产明细表、处置收入明细表、经费收入支出明细表，并报市国资监管机构。

第二十一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必须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管理不良资产处置的档案。不良资产核销与处置的相关资料必须真实、完整。

第七章 监督检查与奖惩

第二十二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应接受市国资监管机构对其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市国资监管机构对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不良资产处置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处置方案、处置方式、处置程序、账户设置、处置收益管理等。市国资监管机构可根据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情况，聘请中介机构对其处置业务、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第二十三条 对于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有突出表现的有功人员，应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四条 对发生以下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市国资监管机构对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依法进行处理；构成违纪的，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未经规定程序审批同意，放弃公司应有、应得权益；

（二）超越权限或未经规定程序审批同意擅自处置资产；

（三）玩忽职守，造成债务人逃废债务；

（四）隐瞒或截留处置资产和处置收入；

（五）弄虚作假，任意夸大或缩小资产损失；

（六）内外勾结，串通作弊，压价处置资产；

（七）暗箱操作，内部交易，私下处置；

（八）泄露商业秘密；

（九）非法牟取个人利益；

（十）其他可能造成资产损失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对不良资产的处置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市直属改制单位的不良资产核销程序参照本办法第四条执行，经市国资监管机构批准核销后，将不良资产整体移交到市国资监管机构指定的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进行处置管理。

第二十七条 市属集体企业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国资监管机构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论“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及立法构想

叶利华


[内容提要] “诱惑侦查”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制度或者措施正在有限制地应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之中。本文以“诱惑侦查”的定义和特征为引，分析“诱惑侦查”的类型，进而阐述“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以界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与非法性，并谨慎地提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和完善“诱惑侦查”制度的立法构想。
[Summary] As a special investigate system or measure, "allure to investigate " is limitedly applied among the criminal lawsuit of our country. With the defini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types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and then elaborates that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influence subjective aspect of committing a crime, so that to define the legality and illegality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and carefully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lawmaking about how to constitute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among the criminal lawsuit of our country.

[关 键 词] 诱惑侦查 犯罪主观方面 影响 立法构想
[Keyword] Allure to investigate Subjective aspect of committing a crime Influence The idea of lawmaking


在我国，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海关的走私犯罪侦查部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以下统称侦查机关）承担刑事侦查任务。随着社会治安形势及刑事犯罪活动日趋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和有组织化，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有效地打击刑事犯罪，“诱惑侦查”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制度或者措施正在有限制地应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之中。同时，这一特殊的侦查制度或者措施，也引起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诱惑侦查”的词义及特征

目前，我国尚无“诱惑侦查”制度，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08条：“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局长批准，可以进行侦查实验。侦查实验，禁止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者有伤风化的行为”和《人民警察法》第16条：“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规定的“侦查实验”、“技术侦察措施”是否包含了“诱惑侦查”的含义呢？目前尚没有明确、具体的定论，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走私、贩毒、假币等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的作用正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关于“诱惑侦查”的定义，目前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诱惑侦查是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1]。也有的学者从“警察圈套”的角度进行定义，认为是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为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他们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2]。在我国，“诱惑侦查”作为刑事侦查中的专业术语，它直接引鉴于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而日本的“诱惑侦查”制度主要溯源于美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日本的法学研究杂志上就已频频出现有关“诱惑侦查”的学术文章，由于中日语言的天然联系，中国最初的研究大多也转用了该词。但是美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并形成了为诸多国家得以效仿的学说和判例。还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是政府以诱导的方式破获犯罪，有“政府无能”（不能用常规手段破获犯罪）以及转嫁责任之嫌（让公众——如犯罪嫌疑人本人、充当政府线人的普通民众——承担犯罪侦查的责任），同时，也是“诱使受害者合作”[3]。
笔者认为，诱惑侦查，是由侦查机关及其辅助人员(包括侦查机关的情报人员、刑事特勤等)针对特定的被诱惑对象设置的，暗示或诱使被诱惑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或者用于拘捕被诱惑者的一种侦查制度或者措施。纵观“诱惑侦查”的不同定义，我们可以认为，诱惑侦查有下列特征：（1）、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实施“诱惑侦查”的机关只能是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海关的走私犯罪侦查部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的侦查人员，非侦查机关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诱惑侦查”。（2）、“诱惑侦查”是对刑事违法行为实施的诱惑行为，是为了获取刑事犯罪证据或者拘捕被诱惑者，打击刑事违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3）、“诱惑侦查”是对被诱惑对象的主观心理和思想意志等方面产生积极或者消极影响的行为。

“诱惑侦查”的类型

对于“诱惑侦查”的类型，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赞同以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时有无明确、具体的被诱惑对象和被诱惑人的犯罪主观心理态度为标准，将“诱惑侦查”分为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4]。
（一）、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及其性质
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是指被诱惑对象实际上并无犯罪意图或者尚未形成犯意，而是在侦查机关或者其辅助人员主动、积极地实施的诱惑侦查行为的强烈刺激下，为了达到一定的犯罪或者非犯罪目的而产生犯意，并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通常来说，侦查行为是针对犯罪行为而言的，只有发生犯罪行为后，才能产生侦查行为，即犯罪行为在先，刑事侦查行为在后，而对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来说，恰巧倒置了犯罪行为与侦查行为的时间顺序，如果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行为本身就已经是犯罪行为了。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行为性质来看，第一，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行为侵犯了公民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人格自律及人身自由权。首先，从公民权利角度来说，公民作为理性的人，其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着明确、清晰的认识，只要不触犯法律，可以在法律及道德容许的范围内决定自己的行为，并排斥公共权力的任意干涉，代表国家权力的侦查机关不能毫无根据地对尚无违法或者犯罪的公民采取侦查手段。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尚未造成任何危害，就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况且，法律及公共权力也不应对其进行干预，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行为，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实施犯罪；第二，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诱惑侦查手段的直接用意是为了侦破难以获取犯罪证据的案件，实现打击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甚至是极端。在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中，如果犯嫌疑人在此之前没有犯罪行为，而是受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影响，一时出于贪利等动机，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被抓获的，不论是从行为的主观方面还是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说，均是受到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引诱而进行的，如果仍对其行为进行惩罚，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于罪，显然背离了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意，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无疑就是《水浒传》第六回中“林冲误入白虎堂”的翻版；第三，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所针对的被诱惑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极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领导意图的影响，为了“迅速”破案或者某种利益的需要，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及其辅助人员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比如在“赌博”案件、“扫黄打非”案件中就比较突出。
从根本上说，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刑事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不利于国家机关的权威塑造，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造成消极甚至不良影响。通过剖析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可以看出其具有“警察圈套”或者“侦查陷阱”的特征，不论是侦查机关或者辅助人员诱发的犯罪行为，还是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均有陷人于罪、背离刑事侦查基本原则，甚至是破坏现有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同时，也违背了我国《刑事诉讼法》43条“审判、检察、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精神，因此，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已经突破了侦查机关的侦查界限，甚至是在“参与犯罪”，以此种形式获取、收集的证据也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另外，此种侦查方式也易于滋生其它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及其性质
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是指，被诱惑人已经产生并具有了实施具体明确的犯罪意图，或者正在准备进行犯罪、继续实施连续性犯罪行为时，在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诱惑下继续进行犯罪行为或者实施其尚未完成的犯罪行为，或者是侦查机关用于拘捕被诱惑对象的策略。
在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无明显被害人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中，犯罪行为的隐蔽性较强，仅仅依靠直接被害人和其他人控告、举报后再进行现场勘察、搜查等传统的侦查方法已经不可能达到侦破案件、捕获嫌疑人的目的。侦查机关为被诱惑对象提供适当的机会，诱导其犯罪行为的发展，对预备、正在实施的犯罪行施以适当程度的控制和人为干预，这是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典型特征，它是打击犯罪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有着其存在的现实性和法理基础。首先，从犯罪行为的态势来说，犯罪行为定有其固有的形态和趋势，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物质运动发展原理和规律的。贩毒、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受到利益和贪欲的驱使最容易反复作案，其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定型化和趋向性不容忽视，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面临着多种可能性或者因素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改变环境而对其发展态势加以引导或者施以人为的影响和控制；其次，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正是根据犯罪活动的态势和规律，因势利导，为其创造适当条件，引导侦查工作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以拘捕被诱惑对象。在犯罪故意的心理状态中，期待可能性的规范评价因素在于犯罪人显意识的心理过程，故意犯罪就是犯罪人自己选择，甚至积极追求的结果。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已经具有了明确具体的侦查对象，是对犯罪行为的诱导和侦查措施，具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再次，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适度性原则是其避免诱人犯罪的限制性条件，无论从作用对象、主观意图还是表现形态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都是针对具体的被诱惑对象实施的，仅是对被诱惑对象施以人为的干预和影响而已，它能够保持在法律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也正是其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界限或者区别。
当然，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被诱惑对象已经有犯罪意图或者倾向，诱惑侦查行为只是迫使这种意图及倾向暴露出来，或者只是强化了其固有的犯罪倾向，促使其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而已，这就是典型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反之，对本无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则是引诱其形成犯意，并促使其付诸实施，是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不论是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还是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其结果都是使被诱惑人在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被诱惑对象的具体犯罪行为在被诱惑侦查之前是“暴露”还是“产生”，其犯罪行为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具有必然的犯罪因果联系。

“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危害结果所持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
（一）、“诱惑侦查”与故意犯意
《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认识因素、意志因素、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诱惑侦查”是对犯罪主观方面产生消极或者积极影响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刑事犯罪证据，打击刑事违法行为，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将直接作用并影响着故意犯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诱惑侦查”行为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又因犯罪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又有所区别。
1、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与直接故意犯罪
在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的诱惑行为对直接故意犯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都具有积极甚至是主导的影响。被诱惑对象可能只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并无犯罪意图，正是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其在强烈的利益诱惑下产生犯意，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甚至是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有教唆或者鼓励被诱惑对象实施犯罪的形式或者“引诱犯罪”的倾向。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所引起的犯罪事件，是由于侦查程序的不正当使本无犯意的公民陷入犯罪境地，对被诱惑对象即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如何定性和处理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应当区分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是属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还是属于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对于侦查机关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引起的犯罪，就不能草率的追究被诱惑对象的刑事责任，如果侦查机关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追究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以抑制侦查行为的违法倾向。对于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促成的犯罪，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2条第2款：“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规定，将“诱惑侦查”作为刑法所特指的“特殊情况”，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对行为人予减轻处罚或者根据其它酌定情节予以从轻处罚，直至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在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主动“诱惑”行为无异于诱导无犯意的人实施犯罪行为，或者被诱惑对象在利益的诱惑、驱动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纵容”和“参与”了犯罪，不但导致了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触犯了刑事实体法并违反了刑事程序法，而且又制造了另一个犯罪，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决定实施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的侦查机关，由于负有行政上不可推卸的决策失误，对此应予以纪律处分，以示警诫。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促进保护人权与惩治犯罪，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双重价值。
2、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与直接故意犯罪
在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下，被诱惑对象（犯罪嫌疑人）主观心理上已经具有了犯罪倾向、意图或者先前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仅仅是为被诱惑对象提供了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客观条件和机会，仅只是在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诱导、干预下继续进行犯罪行为或者实施其尚未完成的犯罪行为，或者侦查机关有效地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策略。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实施的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只是为被诱惑人提供了其实施犯罪的有利场合与环境，目的是获取证据，擒获隐蔽的罪犯嫌疑人。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诱导被诱惑对象的行为相比，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不会对被诱惑人的犯罪主观方面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产生主导性的影响，恰是类似“守株待兔式”的侦查行为也避免了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对意志不坚强的“清白者”造成无辜打击的缺陷，而仅仅是为被诱惑对象提供了机会和进行了人为的干预，同时，也是侦查机关的提供的机会和干预，从而致使被诱惑对象的犯罪行为又得以再一次地“暴露”。
对于被诱惑对象（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中实施的犯罪行为，侦查机关旨在诱使隐蔽的罪犯嫌疑人现身或者促使犯罪行为的暴露化，诱惑行为仅只是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固有的犯罪倾向，而不存在“引诱犯罪”的可能。对于是侦查机关采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均不影响被诱惑人的犯罪构成，但是对于以犯罪对象的数量直接影响定罪或者量刑幅度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实施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就直接影响了犯罪的构成与量刑的幅度。笔者认为，以侦查机关实施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行为为时间界限，如果被诱惑对象在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实施以前就具备了具体犯罪构要件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不应受到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的影响。但是，对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直接影响被诱惑行为的定罪、量刑的情况下，应根据被诱惑对象的行为性质、情节综合衡量和判断，同时也应充分注意到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对犯罪构成及量刑幅度的影响。
3、“诱惑侦查”与间接故意犯罪
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是明知自已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的发生，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听之任之态度，即行为人为了追求一定的目的（含非犯罪意图的目的和具有犯罪意图的目的）而实施了一定的行为时，意志因素是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既不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不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出现，而是一种听之任之的心理态度。
在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态度下，行为人的认识因素是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意志因素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较之于直接故意犯罪的来说，行为人不直接追求危害结果（也可以从“犯罪结果”的角度来理解）的发生和出现。在 “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实施的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行为很难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但是，在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下，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在认识因素上是已经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同时又“放任”危害结果的出现，在具有适当的犯罪机会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特别适当的机会或者人为干预就可能直接促成间接故意犯罪的实施和形成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实施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无异于产生了与直接故意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实施的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二者都是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促成了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论是侦查机关在间接故意情况下实施的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还是直接故意情况下实施的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都对被诱惑对象的主观心理产生的积极的影响以致实施了犯罪行为，“诱惑侦查”行为不但触犯了刑事实体法又违反了刑事程序法。所以，对于侦查机关在间接故意情况下实施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而仍在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话，无异于会陷入“客观归罪”，也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主客观方面相统一”的原则。
二、“诱惑侦查”与过失犯罪
《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认识因素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过失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排斥、反对社会危害结果的发生，过失犯罪以犯罪结果的出现为必要要件，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过失犯罪，应当先看结果，在结果没有发生之时，即使行为本身非常不当，也仍然不能视其有犯罪嫌疑，无犯罪嫌疑，就无侦查的必要性。同时，过失犯罪往往比较容易查证，又由于过失犯罪罪责较轻，责任人不至于逃避处罚。因此，在过失犯罪中，侦查人员的诱惑侦查行为无论是对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均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界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与非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