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与废除死刑需要一个渐进的进程

　　　　　杨涛


《新京报》3月15日报道，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3月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的邀请，与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德国商报记者问：上周人大开会时曾就死刑问题进行过讨论，请问中国政府是不是有计划取消死刑？如果是的话，打算在什么时候取消？温家宝回答说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复核权到最高人民法院。出于我们的国情，我们不能够取消死刑。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还都有死刑制度，但是我们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
死刑是刑罚制度中最古老且最严厉的刑罚手段，自古以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今天，死刑却以其残酷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质疑。当今世界，已经有85个完全废除了死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近年来，在我国刑事法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减少和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逐步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正逐步在立法、司法和学术界形成共识。
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在英国，从1861年起就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在俄罗斯，早在1917年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作出了“关于废除死刑的决议”，但此后又恢复了死刑。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确立了“死刑作为极刑只能对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适用”的原则，1999年，在加入欧盟的压力下，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冻结”了死刑适用，但是立法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废除死刑。目前，俄罗斯有80%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因此，俄罗斯在立法层面上能否最终废除死刑还得静观其效。
因此，死刑的存废就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和经济、文化问题。在我国谈及死刑的废除，就不能不考虑我们的主流民意和我们国情，不能走在他国背后亦步亦趋。在我国，当前大多数民众都不能接受废除死刑，并且当前社会治安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发展水平也跟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的情况下，因而，在我国废除死刑并不具备现实条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死刑的问题上无所作为。在不废除死刑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引导民意，逐步改变民众对于死刑的看法，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可以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这包括在实体上、程序上以及司法适用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在实体层面上，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今后在立法上，可以考虑将“罪行极其严重”界定为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规定的：“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死刑只适用于暴力性侵害生命的犯罪以及其他特别严重的犯罪，并且在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将年满七十岁的老人和哺乳期的母亲排除在死刑的适用之外。
在程序层面上，可以考虑：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和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因此有必要改变现行死刑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这一点我们也正在实行；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死刑案件要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和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此外，在司法层面上，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也是大有作为。首先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谚语云：“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呼吁立即废除死刑，勇气可嘉，但却是缘木求鱼，并不具可行性。因此，我们不妨先从“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
做起，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逐步跟上国际社会的潮流。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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