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九年制义务教育条例（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全省到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制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
九年制义务教育，分为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含初级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下同）两个阶段。实施初级中等义务教育必须在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条 义务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思想、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第四条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入学。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使适龄儿童从现行七周岁过渡到六周岁入学。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班），使盲、聋哑和弱智儿童、少年接受初等和初级中等教育。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师资、经费等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学校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
第七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有义务使抚养或监护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等特殊原因需要延缓入学或者免于入学的，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当地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部门批准。
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加强学籍管理，建立学生辍学情况报告制度。
第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招用学龄儿童、少年就业。
第九条 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国家免收学费。逐步免收杂费，实施步骤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财力状况决定。
国家设立助学金，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补助。
第十条 义务教育事业，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实行分级管理。
农村实行县、乡（含镇，下同）、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的领导体制。城区小学和初级中学由区或市管理。
小学、初级中学的设置应当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学校的开办、停办或合并，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学校应当推广使用普通话。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
第十二条 小学、初级中学教师应当有高尚的思想品德，热爱教育事业，爱护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严禁辱骂、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小学、初级中学教师必须具备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应当分别达到中等师范、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文化程度；尚未达到的，应当限期达到。
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对合格教师颁发资格证书。定期对教师进行思想、文化、业务考核，加强考核的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的生活福利待遇。
城镇统建住宅应当按比例分给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增拨专款修建教职工住宅。农村教师修建住宅，应当优先提供宅基地和建筑材料。
民办教师的报酬，根据当地经济情况确定，逐步做到不低于当地同类公办教师的工资水平；其报酬除国家补助部分外，由乡或县人民政府统筹解决，不得拖欠。
农村教师不承担义务工。农村非农业户教师子女就业应当优先安排。
鼓励教师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对从事教学工作三十年以上者，由省人民政府颁发荣誉证书。
鼓励教师到农村从事教育工作。对由城市、县城到农村定期支援教育工作的教师，保留其城镇户口，并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
第十四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教师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五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办好师范院校和教师进修院校，采取措施提高师范教育的质量和小学、初级中学教师的政治、业务素质，保证师资来源和质量。
中等师范、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应当扩大面向农村定向招生的比例，确保农村实施义务教育的需要。
第十六条 中等师范、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由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分配到小学、初级中学任教，不得截留或改变其分配方向。
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不得抽调合格教师改做其他工作。
第十七条 小学、初级中学领导干部必须德才兼备，有领导和管理学校的能力，分别具有中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文化程度。
农村的初级中学和乡中心小学校长，由县主管部门考核并征求乡人民政府意见后任免。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途径解决普及义务教育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保证小学、初级中学的校舍、设备等条件达到标准。
城市和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必须包括相应的义务教育设施。城市和城镇新建住宅区，必须同时配建或扩建小学和初级中学；所需投资，由当地人民政府从城镇建设和住宅建设投资中筹措。农村小学和初级中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对经济有困难的乡，上级人民政府酌情予以
补助。
小学和初级中学必须具备必要的教学实验仪器、图书、报刊资料和体育、音乐、美术、电化教育等教学设备。
小学、初级中学的校舍、运动场、设备等配置的标准，由省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
第十九条 小学、初级中学的校舍翻建或新建，由各级人民政府和办学单位负责。各有关部门应当在征地、资金、材料、施工和动迁等方面优先予以保证。
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校舍，各级人民政府和办学单位应当及时维修。
第二十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或侵占学校校舍、场地和设备，被侵占的小学和初级中学的校舍、场地、设备必须归还。学校不得将校舍、场地出租、转让和擅自改变用途。
严禁污染学校环境。学校周围禁止设置集市、摊床、机动车停车场或其他妨碍教学的设施。学校教室附近不得建设影响教室采光的建筑物。
第二十一条 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义务为小学和初级中学教育教学活动，保护儿童、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条件，并从资金、人力、物资和精神产品等方面给予支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学校的正常秩序，不得传播淫秽物品，不得在学生中或利用学校设施进行封建迷信活动。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实施义务教育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增加义务教育经费。每年经费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各级人民政府的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并逐年有所增加。
对经济困难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省、市、县应当拨出专款分别予以补助。
国家补助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费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用于这些地区普及义务教育。
第二十四条 市、县和乡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改善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具体征收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积极扶助小学、初级中学开展勤工俭学。学校勤工俭学所得经济收入，按规定的比例用于补充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鼓励厂矿企业举办职工子弟小学和初级中学。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资助或兴办义务教育事业。
县可以建立人民教育基金制度。
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克扣、挪用义务教育资金。
第二十六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建立教育督导制度，设置督学人员，负责对本辖区义务教育实施检查监督。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领导干部对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责任制。应把实施义务教育的情况，作为对有关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二十八条 市、县、乡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考核检查，合格的发给证书。普及义务教育的合格标准，由省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九条 对实施义务教育成绩显著的市、县、乡，对资助或兴办义务教育事业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违反第七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义务、经教育不改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并责令其履行义务。
（二）违反第八条规定，招用学龄儿童、少年就业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三）违反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辱骂或变相体罚学生的，由所在学校或其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违反第十四条规定，侵犯教师人身权利，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违反第十六条规定，擅自截流师范院校毕业生或改变其分配方向的；擅自抽调合格教师改做其他工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六）违反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造成师生伤亡事故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七）违反第二十条规定，除限期退还或拆除外，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损失，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行为人，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违反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按照有关财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一条 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订实施办法，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辽宁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1990年11月23日
合同解除权探析

栾桂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买卖纠纷也急速的增加，合同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合同得不到正常履行在所难免，我国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当事人提前终止合同关系，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设定了种种限制，如适用范围的限制、程序的限制等，这些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了滥用解除权现象的发生。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理解和认识不尽一致，有时对合同解除条件的掌握过于严格，使合同解除权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下面就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几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解除权的分类
　　合同的解除权分三种。第一种为协议解除，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即可解除合同，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二种为约定解除，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待条件成就时单方解除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三种解除权称为“法定解除权”或“单方解除权”，是指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当事人一方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法定解除又可分为法定事由解除和法定任意解除，法定事由解除必须有法定的事由出现，一方或双方才能享有解除权，如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而法定任意解除是指对于特定的合同，无须法定事由，一方或双方即有解除权，如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二、法定解除权行使的主体
　　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据此，多数人认为，合同的解除权行使主体，除因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因素导致合同无效外，只能是受害方享有该权利，违约方不得行使。笔者认为，在上述法条列举的第一种情况下，应认定当事人均得享有解除权，其中任何一方均得以通知对方的方式行使，但在第二至第四种情况下，解除权是否只能由守约方单方享有值得研究。多数人从诚实信用角度考虑，认为不应当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否则会助长擅自毁约的风气，对市场秩序极为不利。但笔者认为，除了交易安全和秩序，还要兼顾成本和效率，以实际效果来考证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性，在特定情况下，违约方也可享有合同解除权。
　　我国将继续履行放在违约救济形式的第一位，继续履行成为违约救济形式的第一位，继续履行成为违约救济的首要措施。提倡实际履行采取补救措施，借助国家强制力让当事人一方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无疑有助于合同目的正常实现。但是，继续履行这种救济方法的适用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相当大部分合同不适用继续履行，如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物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继续履行的非金钱债务，等等。上述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要么是违约方拒不履行，要么是违约行为已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如果此时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表明其已无意再履行合同，若是坚持合同解除权只能由守约方行使，则合同不能解除，表面上制裁了违约，保护了守约方利益，但实际效果未必很好。如果违约方仍坚持不履行合同，守约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最终也无法实现，不支持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不但起不到保护守约方的作用，反而扩大了守约方的损失，同时也使该合同长时间处于不健康状态，对整个市场秩序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所以笔者认为，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第二至四种情形下，违约方和守约方都应享有合同解除权，只不过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应注意充分保护守约方的利益，违约方严格地承担违约责任。
　　三、解除权行使的认定
　　合同解除权人是否可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目前理论上仍有争论，实践中做法也不一致，有的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有的法院援引《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对该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该法律条文的语义，解除合同是当事人以自行通知的方式进行，排除了裁判机关的参与；只有相对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合同解除权人不得诉请解除合同或诉请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权人可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起诉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样能够使合同是否解除问题较快得以确认，特别是在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遇到阻碍的情况下，应当得到法律的救济；如果确认合同解除效力的权利仅由相对方行使，则可能因相对人不积极行使权利造成合同效力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由于两种相反裁判在实践中并存，并对当事人权益影响巨大，必须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我国原经济合同法规定，一方违约则另一方有权要求解除或变更合同，但变更和解除协议达成之前原合同仍然有效。在违约方不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仲裁和诉讼解决，而在仲裁和诉讼裁决之前，原合同仍有效。这样规定一方面使合同解除问题在程序上非常繁琐、过程非常漫长，另一方面，即使提起诉讼或者仲裁，往往守约方的履行时间也已过去，“裁决之前原合同有效”的规定使得守约方也会产生违约，这样对于保护守约方的权益和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十分不利。新合同法为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促进经济流通效率，克服了原经济合同法的弊病，将合同的法定解除权规定为形成权，权利人欲解除合同，履行法定程序（通知）即可，无须对方同意，也无须提请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行为的效力，可以方便快捷地消灭合同关系。当事人借助公权力行使合同解除权，对自身来说是极不经济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法制的倒退。
　　此外，从我国合同法第96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应当得出公权力不得主动介入合同解除权的结论：首先，该条所使用的语言为“应当”，“应当”是强制性规定的用语，即解除权人欲解除合同，应当而且只能通过向对方发送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不能要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解除。其次，该法律条款也为合同解除相对人规定了救济手段：“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由上可以看出，合同解除权是合同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法院或仲裁机构并不享有，是否要解除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立法者对于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持否定态度。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是否具备行使解除权的法定条件，当事人应当自己判断，而不是等待司法机关确认其具有解除权后才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合同一方认为自己具备解除权，尽可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或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解除无效之诉，由仲裁机关或法院在事后审查解除行为的合法性。综上，法院或仲裁机构受理合同解除的案件，应是合同解除的对方有异议，与合同解除方产生争议而由合同解除的对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请求的案件，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应受理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案件，替当事人行使权利。在行使解除权遭遇阻碍的情况下，如相对人不签收合同解除通知，由当事人自行收集已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的证据，合同仍自通知到达对方之日起发生解除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