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的新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3级民商法硕士 李学林


【摘要】减持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比例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要做到既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又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须更新思路.本文将公司类型分为战略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并针对不同的企业类型,分别提出了设立金边股和无表决权的优先股的国有股减持新思路.
【关键词】国有股减持;金边股;优先股;无表决权股
现阶段，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公司股份可以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三种类型（注：这里的法人股不包括国有法人股，国有法人股已包含在国有股的分类之中）。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素，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十分严重。
由于国有股在上市公司总股本中的比重过大且难以上市自由流通，造成股权结构不合理，这不仅不利于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严重影响到国有资产的充分利用。
总的来说，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给上市公司带来的弊端主要有：
第一，由于大股东的绝对控制，数量众多的中小股东缺乏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实际上，只有“国家”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施加独断性的决定和影响。公司管理层唯“国家”这个大股东之命是从。这不仅挫伤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也使得上市公司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控股股东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平衡，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完善，也阻碍了上市公司资金运营质量和运作效率的提高。
第二，由于上市公司是国家控股，国家要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就要选派自己的代表进驻公司，国有股代表往往是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或企业的上级部门，这些部门与公司经营者之间往往既存在资产所有者与代理人的关系，又存在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国有股占控制地位的现状进一步强化了行政部门这两种身份的混同，进而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在使用上的混淆。这种身份关系和权力使用的错位，必然造成了行政机关对企业管理层干预过多，影响企业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甚至会导致国有上市公司将募集的资金优先用于政府的需要，而不是把股东的投资回报放在首位。
第三，由于处于控股地位的“国有股”属于非流通股，难以通过二级市场上市流通、转让，造成国有股权的相对冻结和股性呆滞，这样，大量的国有资产滞留在上市公司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不利于提高国有资金的营运效率和国有资产最大限度的保值、增值。①
要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必须进行国有股减持，以减少或消除国家对上市公司经营行为不适当的干涉和影响。
所谓国有股减持，即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股东，通过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全部或部分出让其股份并得到现金的过程。从1999年底，国有股减持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以来，政府部门，、企业和理论界提出了众多的减持方案，然而，鲜有能为市场和社会公众接受的成功案例。
本文拟从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的角度，给出国有股减持的新思路。
对于企业来说，其存在的目的，价值或生命就是赢利，并将利润分配于其成员。然而，由于一部分企业事关社会公众的消费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就必须对其赢利本质进行限制，使之更符合社会的需要。
由于不同的企业对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国家需要对企业施加控制和影响的方法和程度也就不同，对于数量众多的竞争性企业，国家完全可以鼓励民间资本的大量涌入，通过市场规律引导企业行为，国家仅从法律和政策上进行宏观的调控，以引导这些竞争性企业向着适应社会需要的方向健康发展。对于一些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有特殊影响的行业或企业，国家可以对企业的重大决策行为施加直接的影响，防止其滥用企业的经营自由权，损害社会的利益。
因此，对于不同的国有企业来说，国家需要控制的程度和方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没有什么统一的，适合所有类型企业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在国有股减持的操作过程中不能不顾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本文中，作者将上市公司中的国有企业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并给出不同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以达到既有利于企业正常发展，又能实现国家适度、有效控制的目的。
根据企业对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将企业分为竞争性企业和战略性企业两种类型。
所谓竞争性企业，是指对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影响不大，能完全依据市场运行规律进行调整和规范的企业。比如商业、纺织、家电等行业。对于这类企业，国家只需进行法律和政策的引导，而不必进行直接的控制，这些企业本身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以实现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市场资源的目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所谓战略性企业，又称非竞争性企业，是指对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对于战略性企业，国家需要对其重大的经营行为进行控制，在特定的情况下限制其经营自由，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比如交通，能源，航空等企业。这些企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必须从严控制，不仅需要对其进行政策和法律的引导，更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比如对于企业改变公司章程、出售其资产的重大决策行为，国家可以行使否决权，不能因为企业赢利本能而忽视了社会的安全和大多数消费民众的需要。
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企业，国家需要控制的力度是不同的，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国有股减持的方案是也不同的，只有考虑到不同的企业特点，才能提出有针对性地操作方案，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建立既有利于企业发展，又能维护社会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的现代企业制度。
下文将针对战略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的不同特点，提出国有股减持的具体方案对策。
一，对于战略性企业，在国有股减持中引入“金边股”的概念，将国有股转化为“金边股”，实现企业正常经营和国家有序控制的有效结合。 ②
“金边股”是源自英国法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中，国家持有的具有特殊权利的一种股份。国家可以凭借该“金边股”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控制。在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中，金边股的数量极少。比如，公司发行的总股本有10000股，金边股仅是其中的一股。而国家仅凭借这一股，就可以对公司的重大决策行为施加影响。
在传统的公司法理论中，公司股份都是同股同权的，每一股份的权利内容都是相同的。拥有相同数量股份的股东，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中拥有的相同的权利，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越多，对公司的控制力就越大。
引入“金边股”的概念后，“同股同权”的传统观念就要被打破，“金边股”的数量极少，但这一股份拥有其他普通股份所不具有的权利，即对公司重大决策行为的否决权。
国有股转化为“金边股”后，由于国家在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中只拥有一股，从股份数量上来看，国家可能是拥有公司股份最少的股东。这样，国家便无权向公司董事会选派自己的代言人，对于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国家也无权过问。这就有力的保障了公司根据市场规律灵活的安排自己的经营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优势。然而，由于这些公司对国家经济和安全有重大影响，如果失去了政府控制，就可能出现对国家和社会的不利影响。因此，对这些公司的某些重大决策行为，国家可以凭借“金边股”的特殊权力行使否决权。
在我国的国有股减持操作方案中，可以借鉴英国设置“金边股”的做法。
原则上讲，只有对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非竞争性领域，比如航空、能源、交通等行业，才将国有股转化为“金边股”。考虑到这些行业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性意义，对于这类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行为，比如修改公司章程，转让超过一定比例限制的公司资产，进行超过一定数额的重大投资，公司的分立、合并等等，要求公司将这些行为上报，经过国家的批准。如果国家认为这些重大经营行为背离了社会公益，就可以行使否决权，使公司的这些行为归于无效。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哪些行业，哪些公司可以设置“金边股”，国家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否决权，在多大范围内行使否决权，行使否决权要经过什么程序，这些都是必须深入研究和详细论证的问题。
二，对数量众多的竞争性企业，可以将国有股转化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优先股和劣后股，有表决权股和无表决权股是公司法中股东股份的常见分类方法。对于上市公司中的竞争性企业来说，将国有股转化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是操作性很强的一条有效途径，对于现阶段国有股减持，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相对于普通股的股东来说，国有股转化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后，国家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
第一，国家享有股息、红利的优先收取权。作为优先股股东，国家对其投资享有固定的股息，股息率不随公司的经营状况而改变，国家可以按公司章程优先于普通股的股东领取股息和红利。
第二，国家享有公司剩余财产的优先分配权。在公司解散时，国家作为优先股股东，享有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剩余财产的权利。这就保障了国家的投资安全，减少国家投资的风险。
第三，作为无表决权的股东，国家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决策行为没有表决权，或者表决权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就有利于约束国有股股东的行为，防止其滥用投票权，干涉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保障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安排自己的经营行为。当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国有股作为“无表决权”股东都不享有表决权，当国有股作为“优先股”的股东权益受到侵害，国家不能优先享有股息、红利的收取权和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权时，国家便恢复享有表决权，以维护国家的利益。③
可见，把国有股转化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既有利于保障公司的经营自主权也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结语：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对国有资产的充分利用，必须实现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减持。在具体的方案操作中，必须针对不同的企业类型，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建立在更为合理的基础之上和市场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注释
① 参见 郭峰主编: 《证券法律评论》 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总第 2期
② 参见 强力:《证券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年8月第一版
③参见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 法律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二版


生产正义的成本

刘晓东


内容提要：诉讼成本这个术语被学者们广泛使用，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就有不同的含义。从经济学的角度廓清它的内涵和外延，为在法学上应用它来探讨问题提供便利。
关键词： 诉讼；成本；性质
依据经济分析法学的看法，法律不能超越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之上，也不能以追求抽象的正义价值为目的，更不能认为有一套独特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并可以自我推演，能够自主地圆满地、没有任何耗费地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在无摩擦的真空世界探讨法律的功能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已经能够说明相对于人们的欲望而言，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必须进行选择，而且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不存在，应比较机会成本的大小进行决策。认为不花费成本，试图用先验式的法律思想来说明法律制度的建立、实施、维系是行不通的，当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价值的冲突。为此就必须研究成本在法学理论中的应用问题。
诉讼成本这个术语被学者们广泛使用，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就有不同的含义。同一意义而使用不同的词汇，同一词汇又具有不同的意义，只会徒然增加概念上的沟通困难，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故“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义之所在。”
一、国外学者对诉讼成本的分析
国外学者对诉讼成本的分析也各有不同。
⒈直接成本(DC)和错误成本(EC)
这是波斯纳使用的概念。他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使两类成本之和最小化。第一类成本是错误的司法判决的成本（cost of erroneous judicial decision）。第二类成本是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即直接成本。 波斯纳认为刑事审判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程序的“错误成本”和“直接成本”，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
Minimize Sum (EC+DC)
波斯纳在他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下册)这书中还分别使用了诉讼成本(第724页)、和解成本(第724页)、 诉讼费用(第735页)、法律费用(第738页)、律师费(第745页)、起诉费(第756页)、辩诉交易成本(第732页)、诉讼秩序成本(第730页)、法律制度成本（第768页）等等这些术语, 由于他在书中都有具体的所指,而且又都是从经济学的成本的含义上使用,因此并不会引发理解上的困惑.
⒉经济成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
贝勒斯给出的直接成本是指作出的判决的成本，即法律系统运作的成本，它包括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前者如法官的薪金，陪审团、法院房舍等的费用等；后者如当事人聘请律师、取得司法鉴定的费用。一般而言，随着私人成本的增加，诉诸法院的案件随之减少，公共成本也随之减少。 贝勒斯在这里用的公共成本应理解为法院的审判成本，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仍然是私人成本。
错误成本是指错误判决的成本。因为被告人要么有罪要么无罪。法院的刑事判决一般会产生四种结果：（1）对一名实际有罪的人定罪（简称为CG）；（2）对一名实际无罪的人定罪（简称为CI）；（3）对一名实际有罪的人没有定罪（简称为?CG）；（4）对一名实际无罪的人没有定罪（简称为?CI）。在这四种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中，CI和?CG则均为不正确的，就产生了错误成本。粗略算来，美国法院大约1/8的案件判决错误。在刑事案件方面，无罪者治罪的案件数量大概要少得多，但仍不可忽视——占案件总量的1%-5%。一定数量的错误治罪之错误可能相当于更多数量的错误宣判无罪之错误。
在刑事诉讼中，直接成本的耗费是必须的，关键是其量的大小；同样，错误成本的耗费也是无法避免的，无论那一个国家，也无论其刑事司法制度多么先进，都不能保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可以避免付出错误成本的代价。这一方面由于人们认知或司法程序的局限，另一方面错误成本的发生也是人们相对于直接成本进行交换计量所做的选择。法院应权衡私人利益、错误发生率与政府利益，使成本最小化。
⒊道德成本（Moral Cost） ，又称伦理成本，是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提出的。“道德成本” (MC)概念，主张错误判决除带来经济成本外，还造成道德耗费。考虑两种可能出现的错误判决：对无罪者治罪（简称为CI）和对有罪者不治罪（简称为?CG）。撇开这两种错误判决的经济损害不谈，前者比后者更有害，因为它侵犯了无罪不治罪的权利。这种侵权行为即是道德损害或道德成本。
根据德沃金的观点，道德成本是一种同一类案件所共有的、客观的和恒定的因素，只要是侵犯相同的权利，道德损害就相同，因此每一类案件中道德成本是一恒定因素。道德成本只与某些道德有关，CI比?CG的成本更高，所以应选择防止CI 错误的程序制度，实现的方法是，转移证明责任，使治罪更为困难。
贝勒斯并进一步提出刑事审判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程序的错误成本和直接成本和道德成本，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
Minimize Sum (EC+MC+DC)
⒋审判成本、诉讼成本与生产正义的成本
(1)审判成本（审判费用）=用于审判工作的法院预算。
(2诉讼成本（诉讼费用）=当事者负担的成本或费用 。
(3生产正义的成本：通过审判而生产正义所花费的成本。
这些都是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所使用的概念。在这里把它们列举出来，以资比较。
二、国内学者对诉讼成本的理解.
国内学者对诉讼成本的理解和应用，无疑是在吸收和消化外国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在不同程度上又有进一步细化，但有的理解是正确的，有的又存在一定的偏差。
⒈对诉讼成本的一种理解是刑事审判活动所耗费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两个方面 。这显然是借用了波斯纳的用法。所谓直接成本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过程中所消耗的费用（Expense）。直接成本主要由以下项目构成：审判机关为审理案件所支付的的全部费用（包括法庭建设、法院工作人员的工资、装备、办公设施）；检察机关为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而支付的全部费用；侦查机关（含检察机关、安全机关）为破获案件和处理案件而支付的全部费用，用于侦查活动如鉴定、通缉等的费用；因执行强制措施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看守所建设、被羁押者的膳宿费等）；用于强制执行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监狱建设、狱政工作人员的工资、装备、办公设施等）；当事人为参与诉讼活动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聘请律师和代理人的费用、参与诉讼活动所做出的支出等）；诉讼参与人为参与诉讼活动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聘请鉴定人、证人和翻译人员参与诉讼活动期间的差旅费、膳宿费、误工费等）；其他与诉讼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包括发布判决书、制作法律文书的费用等）。
所谓错误成本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对被告人的不当追诉或错误判决所造成的耗费。错误成本主要由以下项目构成：经法院审判，刑事被告人被无罪开释所造成的赔偿费用；因错误的判决而造成的错误执行而支付的冤狱赔偿费用；因错误地实施强制执行而支付给被告人的赔偿费用；因不当追诉或错误判决而导致司法资源无效使用所消耗的费用。
⒉直接耗费（direct costs）和错误耗费（error costs）
这是陈瑞华博士在他著的《刑事审判原理论》一书中作的解释，基本上借用了贝勒斯的分析。他分析刑事审判活动的经济耗费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在进行审判、制作刑事判决过程中所直接产生的耗费，简称为“直接耗费(DC)”。二是由于刑事判决的错误所造成的耗费，简称为“错误耗费(EC)”。
“直接耗费”产生于刑事审判过程之中。它主要包括公共耗费和私人耗费两种。前者主要涉及法官的薪金，陪审员和证人的报酬，法庭设施的使用，等等。后者则涉及当事人委托律师的费用，聘请专家鉴定的费用，等等。这与贝勒斯的定义相同。一般而言，刑事审判的周期愈长，审判程序愈是繁琐和复杂，直接耗费也就愈大。
“错误耗费”的产生主要源于法院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法院的刑事判决一般会产生四种结果：CG、CI、?CG和?CI。在这四种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中，只有CG和?CI是正确的。因为无论是CI还是?CG，任何一项错误判决结果都会导致经济资源的无效使用，因而是一种不适当的资源消耗。例如，如果法院错误地判决一名实际无罪的人有罪（即CI），那么它在原来刑事审判中所耗费的全部资源将付之东流，没有任何成效。不仅如此，原审判一旦被上级法院推翻，国家还要对那些受到错误定罪的公民给予高额经济赔偿，这无疑是对国家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样，如果法院经过审判没有对实际有罪的人定罪（即?CG），那么审判活动也不就会有任何效率，因而失去了意义。
同时，还应对这两项耗费的总和予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而不能只是单独地减少其中任何一项，否则就会破坏两者间的相对平衡。例如，我们如果只是尽量减少审判中的“直接耗费”，将最少的人力、才力和物力投入到刑事审判活动之中，那么判决的错误率势必会提高，由此导致审判的“错误耗费”畸形增加。同样，为了确保判决正确性而增加的“直接耗费”也要大于因减少判决错误而节省的“错误耗费”。
⒊有学者认为诉讼成本是指因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而消耗的社会资源，包括国家用于诉讼业务的财政预算和诉讼当事人为取得个案司法保护所承担的资源耗费。按其表现形式分为显形成本（或称直接成本）与隐性成本（或称间接成本），认为凡是直接以支付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耗费即属于显形成本，如司法预算、诉讼规费、代理费等。凡是不直接以支付金钱但隐含金钱支付的时间、距离、程序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耗费就属于隐形成本如期限、管辖、诉讼的合并与分离等。 这种对成本的理解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企业生产的显成本是指厂商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购买或租用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如被告人聘请律师出庭辩护支付的费用就属于显成本。企业生产的隐成本是指厂商自己所拥有的并被用于本企业生产过程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总价格。由于这笔成本支出不如显成本那么明显，故称为隐成本。象被告人自行辩护不聘请律师而省去的费用就是隐成本。
⒋还有学者认为诉讼成本是人们购买司法正义的价格。它包括案件当事人为进行诉讼过程中耗费的金钱、时间、精力和无形的精神负担。从结构上来看，诉讼成本又包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两种，前者是法律系统运作的耗费，如法官工资、法院设施支出和律师费等，后者则指因判决错误使资源（含权利）无效率配置所增加的成本。这两种成本在一定的情况下存在着一种彼消此长的关系，即：为使直接成本最小化，维持最少量的法官队伍，设置不可能再精简的法院和审判层级，特别是案件再审程序，则错误成本可能会极高；反之，为减少错误成本，追求司法公正，就要增加必要的法官和再审程序，这意味着直接成本增多。 这把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和波斯纳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了。

⒌审判成本是法院在实施审判行为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 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力资源。如进行刑事审判活动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专职法官、书记官、翻译官、法警等。在实行陪审制的情况下还要有一定数量的非专职审判人员。2）物力资源。如为法院进行正常的审判活动所必备的法庭设施、通讯及交通设备等。3）才力资源。如法官、陪审员、书记官等的薪金，司法鉴定费用，对出庭作证的证人所支付的报酬和补偿费用等等。4）时间资源。在审判过程中，时间的浪费往往意味着法院在单位时间内审判活动效率的降低，并导致对单个案件的审判所耗费的经济费用的增加，因此在刑事审判程序运作过程中，时间已成为一种与经济耗费有关的司法资源。这些司法资源相当于国家在刑事审判方面所进行的必要投入。上述司法资源均构成一项刑事诉讼过程必须投入的审判成本。
6.伦理成本（Moral Costs）
具体指诉讼主体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进行刑事诉讼过程中所遭受的精神利益的损失。它的内容包括：1）因不当追诉或错误裁判而导致的民众对国家专门机关消极评价带来的信念、尊严和权威的损失；2）因国家正当或不正当追诉而给被告人带来的名誉损失；3）因参与诉讼而使案件事实晓于社会一定范围或受到控辩双方消极的质证、询问而给被害人、证人或鉴定人带来的名誉损失等。 这种理解比德沃金的定义宽泛得多。同样难以计量，但可以进行比较。
7.刑事诉讼费用
刑事诉讼费用是指国家专门机关以及诉讼参与人（包括被告人）在开展或参与某个具体刑事诉讼活动中产生的必要费用。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刑事诉讼费用是办理某个具体刑事案件所产生的个案费用，而不是指专门机关或诉讼参与人针对多起案件而从事诉讼活动所耗费的期间性费用（如法院的年度开支）；二是刑事诉讼费用是缘于诉讼而产生的程序性费用，它不包括机关或个人为维持正常工作或预备诉讼而支付的程序外的基础建设费用（如法庭建设）和常规性开支（如法官的薪金）。由此看出，刑事诉讼费用属于刑事诉讼活动中所耗费的直接成本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关于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世界各国对此的规定不尽一致。大致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是因国家专门机关开展诉讼活动而耗费的必要开支，如调查费，鉴定费，发布诉讼文书的成本费等；二是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活动而耗费的必要开支，如证人的旅途费、日薪，翻译人员的工作报酬，鉴定人的工作报酬，律师的服务报酬等。关于诉讼费用的范围，德国刑诉法典在“程序费用”一章中有“程序费用”和“诉讼参加人的必要开支”的区别规定。
综观世界各国实行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情况，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负担相应刑事诉讼费用的规定，而不单纯由国家全部负担。
8.诉讼主体所花费的成本又可把诉讼成本分为法院花费的审判成本，检察机关花费的追诉成本和公诉成本，当事人花费的成本其中包括刑事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和其它诉讼费用。宋应辉

二、诉讼成本的性质与特征